明朝皇帝明孝宗的劾奸御史余濂及其贡献

罗水生

余濂

余濂，字宗周，号空夫（《余氏宗谱》载：余濂又号西港），明天顺七年（1463年）癸未九月十三日戌时生，今都昌县苏山乡波垅村委会新屋余村人。其曾祖余仲庆从余梓八村分迁新居，生二子：伯诚、伯恭。余伯诚“倜傥立家”，永乐初年，仗义纠众捐金助修白鹿洞书院，勒碑圣殿仪门，称“义民”。其父余嵩以明经选贡任广东韶州府推官；其母翁氏；其兄余澜为贡元，未任官职。

余濂少时聪慧，读书勤奋，于明弘治五年（1492年）壬子乡试中举人，于次年癸丑会试登毛澄榜为进士。他初任行人司行人，奉差三广，克慎勤勉，考绩优异。明孝宗“岁年屡阅名绩”，注意到了他。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四月初八，明孝宗颁下褒封余濂的敕命。敕命说：“尔行人司行人余濂，儒业起家，贤科拔隽，列官朝籍，志克慎于操修，奉使藩方动必遵守矩度。”因而明孝宗说“宜有渥恩，以示褒劝，兹特进尔为修职郎”，并勉励余濂“益励初心，以守重任”。

不久，明孝宗又擢升余濂为浙江道御史。余濂任职御史台后，尽职尽责，敢言直谏。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三月初一，余濂向明孝宗上《全外戚疏》。这封疏奏主要是针对明孝宗皇后的两个弟弟寿陵侯张鹤龄、建昌伯张延龄的。明孝宗皇后之父张峦原系“一介庶人”。明孝宗登基后，封张氏为皇后，并颁优礼于外家，皇后之父封公，皇后两弟一封侯一封伯，一门贵盛，当世罕有。张鹤龄、张延龄受封后，倚仗自己是皇亲国戚，骄纵肆虐，“纵家奴夺民田庐，篡狱囚，数犯法”，民怨沸腾。据《明史·后妃传》载，明孝宗“以后故不问”。虽然“中外诸臣多以为言”，给事中吴世忠、主事李梦阳俱上疏奏劾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但“几得罪”明孝宗。面对这种情况，余濂依然强项直奏，以《为全外戚以崇君德事》为题，把二张的肆虐与明孝宗联系起来，恳切剖谏。奏疏首先指出，张家“膺侯伯之重，爵臻世胄之华阶，恩宠兼临，赏赉无算，实天子之下一人，朝廷之外一家，祖宗以来，外戚之盛未有也”，接着，毫不留情地指出张氏兄弟“依凭城社，便佞从谀不知惧也；宗党朋奸不知禁也；亲友怙势，不知惩也；童仆暴横，不知遏也；人言救正，不知恤也；眷爱包容，不知省也，是以天怒于上，人怒于下”。余濂锐利的笔锋并没有就此止住，而是直指器重、提拔自己的明孝宗皇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岂可容法度于私戚哉！”“毋惑枕上之私，当循祖宗之法。”披肝沥胆之言掷地有声。奏疏建议明孝宗将张鹤龄、张延龄“削去现爵，发还乡里，使之履历艰难，谙练世故，以息人心之怨，消天道之愆”。全篇奏疏充满了浩然正气和忠君为国之心。

明孝宗在明朝是一个较能励精图治的皇帝，对余濂的奏疏虽然没有采纳，但也没有指责怪罪余濂。后来，张氏兄弟在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陆续下狱。张鹤龄病死狱中，张延龄被斩于西市，应验了余濂奏疏中的预言：“势之逼者，疑之渐；宠之极者，危之阶，自古以来未有不败者也。”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二十日，余濂在分析了全国的情况和朝政后，上了一篇很有见地的《陈六事奏》。在奏疏中，余濂认为明孝宗应做到六点。一是近接儒臣。余濂认为明孝宗即位十二年来对于儒臣“形迹似甚疏远”，“伏愿陛下鉴祖宗之成宪，垂后嗣之彝规，略庙堂之边幅，全君臣之礼貌”，希望明孝宗“至于人才之进退，边将之调用，利害之兴革，凡有关于政务之大者，与之谋议而后行之”。二是辅翼皇储。余濂在奏疏中说：“储君家国天下之本也。”他希望明孝宗让皇太子出宫与儒臣多加亲近，“涵养气质，熏陶德性”。三是增取进士。余濂认为每三年一开科，仅取进士三百余人，除去死亡者，远不够“牧民”之用，要明孝宗“照依永乐十年、成化十三年事例增五十名，永为定制”。四是慎重民牧。他建议明孝宗重用进士清流，选任外官补部官，任御史，使民牧得人。五是行查诏书。余濂在奏疏中尖锐地指出：“有司官吏惟知利己，罔体上意，以剥削为良图，以侵渔为至计。其钱粮并物料等件有已征在官而未解者，通同经手之人瞒分入己，漫不知惧，公然挪移侵欺。”他要求“许被害人等指实陈告，论以脏罪，则纶音不虚，军民始蒙实惠矣”。六是措拔人才。余濂在奏疏中为被罢的进士翟敬、徐圭、王岳、李师儒、何洽、刘溥、谭溥、王越等人陈言乞恩，希望明孝宗宥过收用。

余濂在朝为官，对家乡都昌始终关心。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正月二十七日，他进《题请陈澔从祀奏》。陈澔，都昌人，生于南宋末年入元后，不求闻达，博学好古，潜心理学，著有《礼记集说》一书，明英宗将其书颁赐天下。注经之朱熹、程颐、蔡沈、胡安国皆从祀于孔庙，而唯独陈澔没有从祀。为此，余濂在奏疏中说陈澔“扶世立教之功大矣。然邑里无香火之祠，孔庙无从祀之典”，主要原因在于县府查勘之时，因陈澔之基址坟墓被豪强掘占，里甲惧罪，朦胧回报，“遂致潜德之幽光未发，昭代代祀典未举”。奏疏还驳斥了东汇泽地名可疑之说，请求明孝宗“褒之赠谥，载之祀典，俾得血食文庙”。虽然明孝宗没有采纳余濂的建议，陈澔直到清雍正年间才入祀文庙，但余濂心系乡梓之情已溢于言表。(www.xing528.com)

明孝宗对余濂的一片赤诚之心极表赞赏，即使奏疏中有些激愤之言也不以为忤。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孝宗又一次颁发褒封余濂的敕命，盛赞余濂“经术名家、科甲高第，早名扬于使职，遂超擢于宪台。按部有声，久负澄清之志；犯颜无隐，屡陈忠告之言”，“兹特进阶为文林郎”，并勉励道：“天下曲直皆系台评”“庶政之张弛必先宪礼，尚懋已成之绩，益扬终誉之休”。同时，明孝宗褒赠余濂已故之父余嵩（字孟高）为文林郎，“锡命推封，光生泉壤”，还褒封余濂之母翁氏为孺人，褒封余濂妻高氏为孺人。

明弘治朝，北疆常有小王子、火烧等蒙、满诸部骚扰，辽东、大同、宁夏诸边塞驻有重兵防守，明孝宗常派御史巡按、视察边情。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余濂奉差巡按辽东，巡视长安、长静、长宁三堡。长安堡在今吉林省扶余县拉林河之西，南距榆树沟五十里。长静、长宁二堡也沿线排开，计长二百七十余里。由于城堡筑建在河滨，受流水冲激，城堡易被冲圮。余濂发动军民按品字形在河边植柳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余株，防挡激流冲刷，保持水土。城堡得以安然屹立。百姓亦得以改善环境，发展农业生产。余濂为此兴奋地写下了一首《巡边插柳》诗：“十里边城十里台，塞下轻骑几度来。且将杨柳深深种，他日桑麻此作媒。”直至清代，这些杨柳依然枝繁叶茂，人们都敬称其为“余公柳”，并立庙祀之。

余濂巡按辽东时辽东发生了一件大案。原辽东都指挥张斌因罪而丢官，其孙张天祥纳粟得祖父之职。当时有泰宁卫都十余骑兵射伤海西贡使，张天祥率部出毛喇关掩杀其他卫的部署三十八人，冒称他们为射伤贡使的乱兵。巡抚张鼐以捷报上奏。当时的巡边御史王献臣心生怀疑，正准备下牒文勘驳，恰巧张斌之妻弟、指挥张茂以及张茂的儿子张钦因与张天祥产生了矛盾，他们匿名冒充前屯卫的文书向王献臣告发了张天祥，揭露张天祥劫营乱杀无辜冒报功劳的真相。王献臣即以此上奏。时逢明孝宗征调王献臣他用，新派余濂巡按辽东，明孝宗即令大理寺丞吴一贯、锦衣指挥杨玉和余濂一道办查此案，结果尽皆得实，张斌等皆定死罪，张天祥在狱中病毙。张斌之子、张天祥叔父张洪屡向上诉冤。明孝宗顿起疑心，密令自己的亲信特务机构东厂调查此事，东厂还上奏明孝宗说：“诸臣所审勘皆诬。”明孝宗信之，欲全翻此案，召见内阁大臣刘健等，示之以东厂揭帖，命令逮捕余濂、吴一贯、杨玉、王献臣等进行审讯。刘健等人不同意这样做，说“狱经司法谳，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明孝宗却说：“法司断狱不当，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谢迁说：“事当从众，若一二人言，安可信？”矛头隐指东厂。众内阁大臣又力争说：“众证远，不可乎逮。”明孝宗坚信东厂，怒道：“此大狱，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边臣孰肯效力者？”众臣都不敢明言东厂的胡作非为。余濂、吴一贯等被拘逮至京城后，明孝宗亲御午门审鞠。结果，吴一贯被谪贬为嵩明州同知，王献臣被谪贬为广东驿丞，余濂被贬为云南布政司照磨。张茂父子论死，张斌得免，张洪反得论功。此案因明孝宗听信东厂之言而全翻。

新洲岭上的余濂墓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暴病而亡，其子朱厚照登位做了皇帝，大赦天下，余濂因而得免，复至江苏武进县任知县。不到一年，因母亲翁氏病逝，余濂遂遵制丁忧回家。明正德五年（1510年），余濂服除，补授苏州府同知，后辞官病卒于家，葬于离县治四十里之安定庙前。余濂著述较丰，有《日下陈愚录》《安边集》和《空夫诗集》。

余濂正妻高氏生一女，女嫁都昌增广生徐文表；其副妻蔡氏生一子名光英。光英无嗣，以祖英（余澜所生）之子永茂继嗣。蔡氏殁于余濂任所，余濂又娶李氏为副妻，生子宝英，宝英夭亡。余濂以大哥余澜所生第四子宏英为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