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南康军任上的主要政绩之一：培养人才，教化一方

培养人才、教化一方是朱熹在南康军任上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一项化育当时、启示后人的德政工程。

在到任之初，朱熹即颁布《知南康军檄》，约法三章。其中的第二条是劝士农父老教导子弟，第三条是请贤父老推选有志于学的子弟入学。

白鹿洞书院大门，匾额为明代李梦阳所书

其后他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整顿军学，增添钱粮，扩大招生，订立学规，安排课程，并亲临军学讲经。他规定第一日讲书，次日背诵，第三日、第八日出题，第四日、第九日交卷，选优秀作文讲评。二是他在下乡巡检途中发现白鹿洞旧址，随即着手重振事宜，做了八件实事，四方学子争入其门，执弟子之礼。二曹（曹彦纯、曹彦约）是其传人，二谭（谭汝为、谭良翰）是其传人，三彭（彭寻、彭蠡、彭方）是其传人，冯氏父子也是其传人，而江万里、陈澔等人则是其第三、第四代传人。他们都是都昌和白鹿洞引为自豪的杰出代表。

都昌学人还以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为榜样，纷纷在都昌兴办精舍、义学和书院，把都昌的文化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得都昌学风、文风相沿不绝，世代流传，形成“私塾—都昌书院—白鹿洞书院”的阶梯形教育模式，培育了一大批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都昌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宋代有彭蠡创办的梅坡精舍和盛多园、彭方创办的宝林书院、冯去非在县城东门创办的去非书院，元代有陈大猷在县治北磨旗墩创办的东斋书院、陈澔在西山麓创办的云住书院，此外还有汇东书院、南山书院、经归书院、古南书院等。这些书院使“周朱道学赖以昌，纲常名教藉以振”。

《朱熹集》收录了不少当年朱熹与都昌门人学子交往联系的书信，有的篇幅还很长，涉及的领域也广，治政、为学、救民、做人等无所不谈，记下了朱老夫子与都昌人的深情厚谊，表现了朱熹诲人不倦、学无止境的大师风范。如在《答都昌县学诸生》中，朱熹就来信所提问题一一作答，如何以为师、何谓之孝、志行结合、温故与知新、君子与小人等，可谓谆谆教导，语重心长，使学生受益匪浅。他还写有答冯奇之书信两封、答黄商伯书信六封，论及理气、阴阳、已发、未发、致知、力行、修身等论题，是今天所见研究朱熹与都昌、南康军、白鹿洞书院的珍贵史料。

朱熹在南康美人伦、厚教化、敦风俗、启民智的具体举措还有：寻访矢忠帝室的晋太尉陶侃遗迹，为武功卓超的晋太傅谢安、高风亮节的征士陶潜立祠，为累世守节的义门洪氏旌表，为前辈先贤周敦颐立祠，再建博闻劲节的刘涣、刘恕父子宅墓，修复以孝行著称的司马家族和熊仁瞻的墓地及闾门等。朱子几乎调动了南康全境全部前代有名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来挽救衰世颓风，弘扬光大儒学，抵制佛老泛滥。朱熹修复这些先贤故址、纪念建筑物，是他敷扬德化的重要内容，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要人们以前人为榜样，可见其对世风日下的忧虑和力挽狂澜的用心。

陶侃是都昌人，历代在都昌为之建了不少陶公祠、陶公庙，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祠、庙已有四十三座之多，此外都昌还有陶母墓、陶侯钓矶等遗址，陶侯钓矶还是“都昌八景”之一。千百年来，陶侃故事、陶侃精神及其后裔陶渊明的事迹在都昌人们的心目中世代相传，长盛不衰。

朱熹曾上书《乞加封陶桓公状》：“晋侍中、太尉长沙陶桓公兴建义旗，康复帝室，勤劳忠顺，以没其身。谨按图经，公始家鄱阳，后徙浔阳，见有遗迹在本军都昌县界，及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保明奏闻，乞加封号。”文章最后说：“州具实事状申转运司，本司验实保明。及详本县缴到文字，所以发明公之心迹，尤为明白，有补名教，理宜褒显。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当时所以品节尊名者，亦已称其行事之实。今据士民陈请在前，欲乞朝廷详酌，采其行事，特赐庙额，以表忠义。”尔后，都昌县城之南庙、七角乡之北庙等均得到修复，庙貌得以重光，朱熹之心愿也得以了却。(www.xing528.com)

朱熹为官南康，与匡庐、彭蠡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星子、都昌、建昌乃至江州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的名山秀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回忆，这里的风土人情给他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素材和源泉。三年的外官生活丰富了他的阅历，也成就了他的事业和理想，可以说使他收获多、受益多。三年里，他所写的记跋、书信、文章就有一百多篇，诗词歌赋也有近百首。他对都昌老爷庙附近的鄱阳湖水域的惊涛骇浪更是记忆犹新。《都昌县志》就载有他所作的《彭蠡湖》诗三首：

茫茫彭蠡杳无地，白浪春风湿天际。

东风捩柁万舟回，千岁老蛟时出戏。

少年轻事镇南来，水怒如山船正开。

中流蜿蜒见嵴尾，观者胆堕予方咍。

衣冠今日龙山路，庙下沽酒山前住。

老矣安能学佽飞，买田欲遡江湖去。

白鹿学风，朱子精神，古韵余绪，影响久长，直至今天，乃至永远。朱熹，这个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读书人记住了他，都昌人更记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