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夏，朱熹上了一札著名封事，把治政分为务与本，认为“天下国家三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实在省赋”，强调恤民之本在“人主正人心，立纪纲，亲贤臣，去小人”，主张“视其土之肥瘠，税之轻重而均减之”“去其苛敛，责以宽恤，去其加耗预借之弊”“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而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他强调君臣对国家、对地方治理的作用和影响，实在是见识过人。
朱熹在知军任上三年，一方面，劝课农桑，修筑湖堤，重视生产，发展农业，下发了《劝农文》，推广了《耕田法》《种桑法》；另一方面，深入基层，了解民情，访贫问苦，“多方体察询究”，“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主张“儒家以清治为主，严以济宽，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驰”。朱熹办事较真，坚持原则，又善解民困，不畏诽谤，有着道学家的傲骨和柔肠。
他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经全面考察稽实，他认为“建昌官员皆不足倚仗”，不能为百姓“分清黑白”。为此，他派弟子王阮去检查，“庶见下情稍通，吏不敢肆其奸”。他觉得都昌官员“稍解事”，又有黄省干（疑为黄灏）在那里协助，“必可无虑”。他表扬星子县令王文林“忠厚敦实”，且能躬行乡下，不怕吃苦。(www.xing528.com)
朱熹在南康，为了正人则先正己，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尤其是善待平民百姓。他本患足疾，行走不便，很想把家眷接来照应起居，但因恐耗费“公家财物”，仅带十岁小儿同行。他曾捐己棒重建卧龙庵，以诸葛亮为典范加以效法。对于经手的往来账目，他历历分明，无有错讹。当听闻建阳有人要印己书时，他赶紧写信，予以制止。调离南康军之后，他遗钱三十万给继任钱闻诗，以修建白鹿洞书院礼圣殿。当有人要在白鹿洞书院建生祠纪念他时，他又以专函声明此举不妥。他要求僚属办事负起责任，出于公心，通情达理，严禁徇私舞弊，浮夸不实，使部下既敬且畏。其好友吕祖谦感叹道：“能使僚佐协其力而不苟也。”
朱熹在宽民力的同时以严刑峻法打击那些为非作歹的豪强奸吏。都昌豪绅刘邦逵“挟财恃力”纠集乡民“鸣锣持杖，过都越保”报复仇人。朱熹坚决处以决配编管。事实上这些豪强与奸吏在朝廷多有靠山背景，许多好心人都劝朱熹不要过于认真，朱熹却说：“必欲使某喂啖虎狼，保养蛇蝎，使奸猾肆行，无所畏惮，而得歌颂之声，洋洋远近，则亦平生素心所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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