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教化都昌，治民兴教，使南康军大治

闵正国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年十八时登进士第，初授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任编修、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公事、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他在宋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在宋宁宗时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党禁”起，他被弹劾并降两官，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忧愤病死。南宋理宗朝赠太师、谥号“文”，追封其为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任外官五处，做京官仅四十多天，为官共计九年，其余时间致力于书院教育和学术研究，注释儒家经典，著作宏富超千万字。他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又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他的学说被视为理学正宗和“集大成者”，对后世七百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极大。

清同治版《都昌县志》载：“惟都昌僻在湖滨波涛之所冲，啮生齿薄而物产微。其人类多质朴而文彩不耀，至不能之诸邑齿然。”这所说的应是宋代之前都昌文化教育并不发达的情况，但自周敦颐、朱熹先后为南康知军以后，都昌则成为先贤“过化之地”。周子、朱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恪尽职守，为民请命，教化为先，培养人才，德泽广被，文风延绵，影响深远。

陈嗣清在明代崇祯癸酉年（1633年）的《都昌县志》的序中说：“登著述之堂，搜理学之薮，而知士有宗盟；吊止水之魂，溯开辟之勋，而知人多正气。况为周朱过化之属邑，则流风善政具在。且宦游于斯者，又皆鸿儒硕彦。”

康烈在明代崇祯癸酉年（1633年）的《都昌县志》的序二中说：“且都邑为周朱过化之乡，文明翊运，代不乏人。邦域之中，莫不景而慕之。然景慕之不工若亲尝之为得也，则斯志为必不可缺。”(www.xing528.com)

徐孟深在清代康熙丙寅年（1686年）的《都昌县志》的序三中说：“犹幸际郡伯周文，宗以骊山之心，学接尼山之薪传，鹿洞讲席重开，俾濂溪、紫阳二夫之宗风，再振匡山之美、蠡水之灵，安见彭冯之学行、云住之著作，不有继武二陶之忠义、两江之节烈，不有嗣芳者乎？”

南康军始置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辖星子（今庐山市）、都昌、建昌（含今永修、安义），军治在星子，在宋时属下等郡，土瘠民贫，物产不丰，直属江南东路。但其又居水陆要冲，地理位置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有“西江锁钥”之称。都昌为三县中之大县，人口也多，故大文豪苏轼有诗赞曰：“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

南宋淳熙六年至淳熙八年（1179年—1181年），朱熹以秘书郎的身份知南康军。他本不想赴任，曾以身体欠佳、治政乏术为托词四上免状，但朝廷有意让他到穷地方吃苦历练。因朝廷不允，朱熹只得硬着头皮上任。他在任三载，清正廉明，标本兼治，重农桑，抑豪强，薄赋税，救灾荒，兴教育，办书院，使南康军全区大治，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其好友尤袤在《送朱晦庵南归》中赞扬道：“鼎新白鹿诸生学，筑就长虹万丈堤。待哺饥民偏恋德，老翁犹作小儿啼。”其弟子王阮在《送晦翁十首》中也总结说：“去年民食十分灾，一力先生尽救回。今日手攀辕下者，人人都自翳桑来”“移苗时节雨连天，白水青秧满大田。天欲先生归去后，故留遗爱在丰年”“忌口年来积渐除，君王方信是真儒。稍移全活一州手，再使江西十郡苏”。

朱熹知南康军时，常去都昌考察民情，了解实况，重视都昌地理人文，关心都昌民众疾苦，对都昌文化教育影响巨大。仅四川大学新编的《朱熹集》和清同治版的《都昌县志》就收录了朱熹任上所写的奏折、札子、公告、榜文、书信、记跋、诗歌等180多篇，其中的大部分都与都昌县的人和事有关，而直接为都昌写的也有20多篇。这些奏折、札子等的内容涉及刑狱、教化、减税、免役、生产、救灾、修堤、答问等诸多民生问题，也成就了他“见儒者之效”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