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公共艺术:审美交流中的艺术与夺权

如前所述，在“破私立公”思想的影响之下，艺术和审美方面的“私”性也同样需要被体现集体性、平均、平等的这种“公”所取而代之，这种取代从群众的立场角度来讲，也表达了他们对存在于艺术和审美领域中的不平等、不平均、文化威权的不满，而且在群众性运动或革命运动当中，那些公共空间中象征着文化威权和代表了少数精英分子审美趣味的艺术作品，会成为普通公众表达不满和泄愤的对象，从而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从某种角度而言，引发这场群众性社会运动的根源在于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然而，“文革”作为一场文化革命，其发端就开始于对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因此，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不平等、不平均问题也会成为群众响应中央号召的主观原因，而这种主观上的原因又与我们所说的艺术上的“破私立公”这种“公”“私”价值观念不谋而合。当这场运动由自上而下的方式渐趋转变为群众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之时，在城市公共艺术方面所发生的创造与破坏事件也就变成了艺术和审美领域的夺权运动，目的就在于改变群众原来在艺术与审美上所处的无权状态，夺回“本该”属于自己而实际却被剥夺了的艺术、审美以至文化的掌控权，这其实也代表了“公”权对于“私”权的一种批判与否定。

在分析“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社会与思想根源时，美国左派学者阿里夫·德利克认为，从主导“文革”的思想方面来看，从上到下都将“集体价值置于私人价值之上”，让“公共价值优先于私人价值”，而为了能做到这点，则必须先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克服会导致个人主义的社会差别，不管是阶级和性别差别、劳动差别、专家和非专家的等级差别，以至最基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46]概莫能外，“文革”中非公共艺术作品也好，公共艺术作品也罢，人们创作或者是破坏它们，在思想的层面上只是为了追求普遍、全体、平均、平等及无差别化这种意义上的“公共性”价值。同样，在对群众的破坏行为所做的评论中，卡内提也提出了相类似的看法，认为群众热衷于破坏的东西往往带有等级上的不公特性，他说：“破坏那些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具体形象，就是破坏人们不再承认的等级制度。人们在破坏那些对所有人显而易见并且到处有效的普遍建立起来的距离。人们想，这些形象的坚硬度表示着它们的长久存在，他们很久以来、自古以来就已存在，高高矗立，不可动摇；怀有敌意去接近它们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它们被推翻了，被打得粉碎。解放就以这种方式完成了。”^[47]如此看来，借由破坏某种具体的艺术形象或物品的方式而完成的解放，其实就是对建立在某种等级制度（包括文化与艺术上的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差异的颠覆和对平等或公平感的获求。

【注释】

[1]《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红旗》1966年第16期，第4页。

[2]［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金光耀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597页。

[3]王明贤、严善錞：《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页；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30～132页。

[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红旗》1967年第7期，第4页。

[5]高春明主编：《上海艺术史》（下卷），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月第1版，第757页。

[6]《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赞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文汇报》1968年7月16日。

[7]王明贤、严善錞：《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5页。

[8]“整个塑像加上底座高8．1米，塑像底座刻着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时向东：《北京公共艺术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114页。

[9]金大陆：《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载熊月之主编：《都市空间、社群与市民生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45～54页。

[10]徐昌酩：《上海美术志》，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51页。

[11]Ellen Johnston Laing．The Winking Owl：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43．

[12]据说由于政治原因，毛泽东像的造型设计受到高度的重视，没有理工科的学校不敢塑造其挥手的形象，而工科不强的学校建造的毛泽东像的大拇指是不能分开的。而与此相对的，同济大学这样的理工科较强的学校建造的毛泽东像才能举起右手，拇指分开，并且食指和小拇指微微翘起。

[13]徐昌酩：《上海美术志》，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51页。

[14]《上海园林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296页。

[15]Ellen Johnston Laing．The Winking Owl：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td．，1988：65．

[16]金大陆：《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载熊月之主编：《都市空间、社群与市民生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46页。

[17]《黄浦江畔阳光普照》，《解放日报》1967年6月7日。

[18]王明贤、严善錞：《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0页。

[19]《“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革命画展”观后感》，《美术战报》第5期合刊1967年第6期。

[20]［英］托比·克拉克：《艺术与宣传》，吴霈恩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3月第1版，第23～25页。

[21]同上，第112～113页。

[22]金大陆：《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载熊月之主编：《都市空间、社群与市民生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56页。(www.xing528.com)

[23]于会泳：《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

[24]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红旗》1969年第11期。

[25]鲁虹：《“文革”时期艺术家面临的问题情境》，《艺术探索》2005年2月，第23～28页。

[26]贺万里将此类姿势解释为“效忠式”姿态。他认为，毛泽东高举右手是“文革”毛泽东艺术中最常见的一种形象样式，这既可以理解为是在招手，也可以认为是在指路，“文革”中有很多毛泽东肖像画与塑像都取这种姿势，喻示着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应和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的时代信念。贺万里：《“领袖与群众”——新中国文艺政策影响下的一种绘画题材的图像转换》，《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0页。

[27]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46～147页。

[28]杜韦·福克玛认为，张思德的形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体现出的革命象征意义在于他在军事和生产战线两方面都很出色的典型性，在张思德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从事生产的游击战士和随时准备战斗的工人这样一种形象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劳动化这两种特性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身上的结合。［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金光耀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638～639页。

[29]［英］托马斯·克伦普：《数字人类学》，郑元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240页。

[30]吴继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塑像》，《党史纵览》2007年第5期，第34页。

[31]［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17、77页。

[32]［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48页。

[33]同上，第168页。

[34]施慧：《公共艺术设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1996年9月第1版，第60页。

[3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第391、392、398页。

[36]［澳大利亚］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24页。

[37]［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0页。

[38]［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285～287页。

[39]［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38页。

[40]Ban Wang，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 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96-197．

[41]［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远光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5页。

[42]顾肃：《重建东亚社会公共哲学的反思与设想》，载黄俊杰、江宜桦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第27页。

[43]［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版，第66～67页。

[44]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载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8页。

[45]［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版，第11页。

[46]［美］阿里夫·德利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林立伟译，《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总第36期，第7～8页。

[47]［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远光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