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革命历史上来讲，上海是一座充满了革命文化传统的城市，许多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件和无产阶级斗争都发生在这座城市当中，然而，这座城市的这种革命传统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意象在1949年5月上海获得解放之前是无从得以体现的，也就是说在这座中国近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所进行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城市的空间意象并没有体现出任何与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联系，在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文化或建筑空间中充斥的只有现代西方文化和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但当这座城市被新的政权接管之后，这些不合时宜的城市建筑、空间以及空间中的文化历史意象显然就与革命的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冲突，新秩序的建立，旧制度的革除，或者说新的制度与秩序在这座城市的建立的合法性，就需要通过对城市空间、建筑群的改造来完成，以重写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6月5日，上海文化界举行盛大集会，陈毅市长出席并做了报告。在会上，陈毅市长提出：“上海是一座有革命传统的光荣城市，应该搞点纪念碑雕塑来教育子孙后代，如五卅运动、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龙华牺牲的许多烈士都可以雕。”[1]由于战乱而停顿多年的上海城市公共艺术建设也由此得以恢复。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的时间里，上海这座城市要面临旧社会的改造、新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和教育等工作，尤其是作为一个在旧时代十分薄弱、几近崩溃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城市，其首先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经济，只有在经济得到恢复并进入增长之后，才有可能以更为充裕的财力去展开艺术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此时的上海城市雕塑事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城市雕塑队伍也刚刚建立——因为历史的原因，偌大的上海，雕塑人才极为匮乏——所以，就城市公共雕塑的建造数量而言，在这个阶段，上海城市公共雕塑的建设相对比较缓慢，建成的城市公共雕塑数量不多，无法与此前或此后的几个阶段相比。然而，一方面由于政权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上海的各种艺术从总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1949年上海的解放也就成了区别新旧上海城市公共艺术的一条分水岭；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公共艺术建设主体身份的转变，又因为解放后的上海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历史语境及其所面对的特殊问题情境，使此一时期建造的公共雕塑和纪念碑因与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及许多社会运动关联在一起，从而具有了与此前或此后迥然有别的公共性功能和内涵。而且，从新中国建立以后上海城市公共艺术的起步发展阶段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时期的城市公共雕塑建设和发展也具有特殊的奠基意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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