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公共艺术:纪念碑与民族国家的公共性

在近现代的上海，租界之外的中国人自然是一个不同于侨民的社群，由他们所建造和设立的公共纪念碑和雕像因而也就在表现主题和纪念对象、纪念功能与意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内涵等方面同租界内的公共纪念碑、公共雕像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从整体上而言，中国人对外来入侵者的敌视态度远远超出租界侨民和租界政府对中国人的反感与排斥，所以外国侨民一般都不会成为这些设置在租界以外的公共纪念碑、雕像的受众或公共性价值与意义的诉求对象，甚至它们中有许多都具有抗衡租界公共纪念碑、雕像的意味，或者本来就是抵抗西方殖民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入侵行为的连带结果。

虽然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空间中兴起造碑塑像之风最初是由洋人带动起来的，但事实上这绝非只是对西方人行为的单纯模仿，其中潜藏的内在动机是希望通过学习、效仿来推进自身的进步和近现代化，并在借此变革旧的社会体制、城市文化面貌的基础上达到在各方面能与西方列强比肩或努力赶超的目的，而这恰恰源自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主义情怀。所以从动因上考虑，这种对租界内西方人在公共空间中立碑造像行为的仿效，可以套用费正清在近代中西关系史研究中提出的“冲击-反应”关系模式^[65]加以解释——当然，我们对费正清这一解释模式的援用主要意指华界公共纪念碑、公共雕像最初的催生动因，而非暗示上海近代以华人为主体的公共艺术实践活动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其重点在于说明华界在公共空间中建造和设置城市公共艺术品的活动在根本上与反帝民族运动、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和命运辅车相依的关系，而这也符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所从事和参与的诸多公共事务、活动与当时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或趋势相伴生这一规律。

在清末《图画日报》1909年9月14日第三十号第二页上曾刊登过一幅描绘巴夏礼铜像的石印画，画内包含了这样一段描述和评论性文字：

上海英界黄浦滩当大马路之冲，有巍巍二十尺高的铜像，盖即英人巴夏礼是也。按巴君于光绪九年至十一年间中国岁故，英政府派巴夏礼至中国为办理中英通商全权大臣。二年间于英国权利交涉商务，大有起色，颇得政府欢心。而旅华英商遂深德巴君，请求英政府特铸此像以表彰之。像身高八英尺，背西面东，神采奕奕，下加石座高十英尺有奇。石座上镌有铜制华英合璧颂词二。与法界巡捕房前所立之法水师提督巴劳德先后辉映。按泰西各国著名之伟人，后世莫不为之铸像纪念，每建置于大埠要道，起人民之景仰。乃中国十八省之大，本朝开国近三百年之久，铸铜像者，只上海丞相祠堂李文忠公一人，其他继起者甚鲜，不或对巴夏礼、巴劳德二铜像而有愧哉。^[66]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能够很清楚地认识到国人当初看到这些由洋人建造的纪念碑雕像的最初反应——当时在上海的中国人最初面对那些矗立在上海租界内的纪念雕像，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雕像本身所包含的公共性意味与政治信息，在惊叹其巨大体量和逼真的造型之余，感受到的则是中西文明、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存在的优劣差距。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之后的处处受辱，也很自然地使中国人将自身与西方强国的差距视为一种亟待弥合的裂缝。因此，从最初的动机上来讲，中国人开始建造纪念碑、纪念雕像显然是出于一种暗含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之中的不甘落后的民族主义诉求。

近代早期的中国纪念建筑和纪念雕像的捐资建造者和被纪念或被塑造的公众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像杨斯盛、荣熙泰、叶澄衷、盛宣怀、曾少卿等地方士绅、商界名流、社团领袖、民族资本家等人物，因而纪念碑、雕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为他们树碑立传、表彰其功绩的性质。即便如此，他们之所以被作为公众人物加以纪念和表彰的原因还在于，清政府在当时对地方管治权的式微导致了这些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地方社团在地方管理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中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正像黄宗智和玛丽·兰金在对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研究中一致认为的那样，晚清末期的中国，由于王朝的衰败，致使地方政府官僚开始与地方士绅、地方精英、社团组织合作，负责社会公益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并合作对地方进行公共管理。^[67]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极力倡导及其在社会公益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才促进了上海华界公众社会公共意识的不断加强，因此对他们的纪念和表彰不仅意味着他们在地方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性建设中的确做出了许多获得公众认可的成绩，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公众形象，同时也从侧面或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社会公共性意识在上海市民的观念中被逐步确立了起来。

另外，无论是这些纪念碑、雕像本身，还是它们将这些被纪念的公众人物及其所从事的公益事业作为一种公共典范加以塑造和展示，都与共同的民族主义价值诉求保持着某种关联。一方面，如前所言，这些立碑塑像行为源自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种行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借向西方学习而欲与西方抗衡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也就使得建造公共纪念碑、公共雕像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且，这种公共空间中的建造行为的确以树立典范和民族榜样的方式增强了上海民众的凝聚力，促成了公共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这些被表彰和纪念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成为公众典范的原因，还不仅在于他们热心公益事业的表象，更因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的行为背后深刻地包含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发展、改变国家与民族贫弱现状这样一种更根本的愿望——作为国家或地方的精英，这种民族独立、自强的自觉意识始终是他们行动的动力所在。事实上，他们组织地方社团、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相互扶助、社会整合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国民众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觉醒。或者可以讲，尽管力量有限，但他们组织社团和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的初衷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来组织中国民众，使他们以社团为中心或以公共的价值追求为目标来实现地方性的认同，并在这种地方性认同的基础上使“上海人”意识上升为民族意识，由此动员民众加入到以近现代形态社会、国家为主要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来——就像白吉尔所说的那样，正是主要依靠士绅、城市精英在这方面的个人努力与缓慢的革命动员，才使当时上海的近现代化进程和民族救亡运动得以推进、展开。^[68]因此，这些公众人物及其戮力从事的事业本身就代表了在这个特定时期整个中华民族在民族救亡方面共同的价值诉求及其命运和前途。正是在此意义上，在近代上海，中国人为纪念曾少卿、杨斯盛、荣熙泰、叶澄衷、盛宣怀等公众人物而建造的公共纪念铜像具体所指的公共性是一种由地方士绅、都市精英及其代表的地方社团所团结整合民众并服务于地方公益，以及由这种行为意图体现出来的欲图整合民众阶层和表达民族主义价值诉求的公共性——尽管这种公共性在近代上海始终都未能取得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地位。^[69]

此后，随着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以及在运动中中国民众被充分地动员起来，其民族意识、公共意识、政治意识得到大幅度提升，这种通过建造公共纪念碑、纪念铜像及其相关纪念仪式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公共性开始由地方精英所代表或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中的公共性逐步发展成为群众民族主义模式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的转变具体体现在纪念碑、纪念雕像的公共性纪念对象和内容发生了改变，而围绕纪念碑展开的公共纪念仪式也由原来的个体性瞻仰变成了群众集体性质的聚会和运动。(www.xing528.com)

1925年11月，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为纪念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反帝爱国抗议示威游行中的死难烈士，决定在闸北江湾乡西窑宅西北、芦泾浦北（即方家木桥）建立一座五卅烈士墓园和五卅烈士纪念墓碑。为此，这几个社会组织于1926年5月29日在方家木桥举行了建墓奠基礼，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举行五卅运动1周年的纪念活动，因而在呼吁群众高举反帝旗帜、迎接全国革命大风暴到来的社会呼声中，上海各界有5000多群众参加了奠基仪式。^[70]1927年10月10日，墓园和墓碑建成。次年5月30日五卅惨案3周年纪念日，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烈士墓落成典礼。典礼当天，上海全城降半旗致哀，南京路等主要马路和戏院也都停止了娱乐活动。^[71]这块纪念碑正面刻有“来者勿忘”四个大字，左侧刻有五卅烈士遇难的经过，右侧刻着殉难烈士的姓名、籍贯。由此可见，这块纪念墓碑从原来将单个公众人物作为纪念对象变成了对集体死难者和五卅惨案这一公共事件的纪念，而从其墓碑正面题字和墓碑的造型（图1-19）来看，其深远的意义是为了通过对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表现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警醒国人勿忘国耻，号召人们加入到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来。而围绕纪念墓碑所展开的公共纪念活动也就成了一种群众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集会运动。^[72]

1932年12月11日和1936年2月16日，在上海又落成了“四童军”纪念碑和“一·二八”无名英雄墓。前者是为缅怀“一·二八”战事中牺牲的4名上海市商会童子军战士而立，由上海市商会出资，与上海市红十字会联合筹划建造。纪念碑落成当日，有2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落成典礼，北平、广东、汉口等地也同时举行追悼会，并致电驻日内瓦中国代表，向全世界发起申诉。^[73]后者由上海市民、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为埋葬和纪念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阵亡的无名烈士而捐款集资建造，因而也被称为无名英雄墓。此墓被设计成一座气势宏伟、开放式的纪念建筑，为的是便于纪念日和清明节来扫墓的人瞻仰祭扫。^[74]所以，这两座公共纪念碑和纪念建筑所具有的公共性与五卅烈士墓碑基本相同，代表了一种群众民族主义运动模式下的公共性，而后者的无名状态则恰好验证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无名烈士纪念碑与民族主义有着莫大关联的观点。^[75]

这些公共纪念碑和公共雕像在建造设置的过程中得到了各阶层民众的参与和支持，通过在公共空间中对公众人物、公共事件的纪念与展示，也的确传达出了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民族救亡运动的信息，达到了动员群众革命的效果。然而，由地方精英所代表或主导的民族主义和群众民族主义的公共性建构毕竟是建立在自发性基础之上的，它往往会分散或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从而导致社会威权体制和社会结构、秩序的失范，不利于社会在国家层面上的整合。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政权，势必要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中，通过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近代政党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方式来对分散的社会权力加以有效统合，因而从这个时候开始，上海的许多公共纪念碑和纪念雕像的建造活动也从性质上由地方精英和群众的自发行为转变为一种官方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党形象的建构活动。

1929年7月，国民政府为“民族复兴”、推进国家近代化进程，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启动了具有建设近代化城市兼抗衡租界性质的新市区市政建设计划，在这些新市区规划、城市环境整顿、公共设施建设等大规模市政建设活动当中，孙中山铜像的建造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座设立在江湾五角场北端新市政府大楼前广场中心的高大铜像既是新市区的标志，又是国家民族的一种象征。受委托的设计者并没有因为孙中山民主革命运动伟大领导者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身份而将铜像人物形象设计得极具威严和时代感，而是为人物选择了身穿长袍马褂、右手持呢制礼帽、左手握手杖、足蹬毡鞋这样一种比较中式的打扮，在神态的处理上也尽量让人物显得平易近人，但同时，高3米的铜像又被置于阶梯型基座之上，连基座总高10余米，因而整座铜像体积巨大宏伟，让人观之顿生庄严肃穆之感（图1-21）。从整体上讲，将铜像设计成如此的造型形象，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突出、强调其民族身份来增强铜像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象征色彩，一方面则是为了能够既让人对之产生敬仰之情又不致与群众拉开距离——如此设计最终被“孙中山铜像委员会”选中也说明其与国民党建立此铜像的目的和欲以在公众中树立的政党形象有关：国民政府特为孙中山塑像并将其设置在上海市新政府大楼前的公共空间之中，首先是为了表明上海的新市区建设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它代表了国民政府欲图建立起一个近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的雄心；其次是希望借着铜像的建立来时刻提醒人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目标还未实现，以此来提升和强化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号召民众将由孙中山为领导发起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则是以孙中山的形象代表国民政府继承其未尽之民族、民主事业，从而使国民党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合法化。

除了孙中山铜像之外，1930年11月3日，为纪念1916年被暗杀在家的上海光复第一都督陈其美，由蒋介石、张群、黄膺白等集资并由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负责建造的陈英士纪念塔在上海西门外方浜桥三角地建成。该塔高约27米，顶端有铜盘，内有铁梯，盘旋而上，可达塔顶。塔下用大理石镌刻篆文“陈英士先生之纪念塔”九个大字。^[76]从被纪念者同样具有国民党缔造者的身份并为其所从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牺牲，以及纪念塔接近南市上海市政府机关所在地^[77]等因素来看，这座纪念塔与孙中山铜像具有极为相似的功能与象征意义。

小浜正子在有关近代上海公共性的研究中指出，从1927年国民党上海特别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便开始以非激进的方式在“以党治国”的原则和政党国家的统合形式下将上海这座都市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政治动员，号召上海民众投入到国民革命中，^[78]以此进一步强化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并推进现代国家的建设。^[79]通过国民党对社团的重组与对民众的动员，上海所具有的公共性也因此从清末到民国前半期所表现出来的由地方精英、资产阶级领导下统合民众层的共同性和公共性转变为国民统合的共同性与公共性。^[80]而由国民党政府建造的公共纪念建筑和纪念铜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具有了以上的这些公共性功能并传达出诸如此类的信息，体现出这种社会公共性向国家公共性的转换。所以，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一个提法，可以说这些纪念碑、雕像所具有的是一种国民统合模式下的“官方民族主义”的公共性。^[81]而建造这些规模巨大的纪念碑、铜像，也只有官方才有这样的权力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