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的开篇处便明确了纪念碑的公共属性及其与公共艺术的归属关系。他认为，“纪念碑”一词总是被人与耸立在公园、广场、街道等公共场所中的巨大的、耐久的、庄严的建筑物——如凯旋门、林肯纪念堂、自由女神像、拉西摩国家纪念碑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联系在一起，并与公共雕塑等量齐观。[39]而从其受众群体的指向与规模上看，由于一座建立在大城市的纪念碑建筑，其观众的数量可以轻易地超过百万，所以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仅就观众人数这一因素而言，纪念碑与纪念雕塑是一种最具公共性的艺术类型。[40]按照传统的观点，公共纪念碑或公共纪念雕塑一直都是城市中为数众多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近代的上海，除去那些装饰在公共建筑外墙或大门前的公共建筑装饰艺术之外，无论是在租界的户外公共空间还是华人生活的户外公共空间中，被建造和设置最多且最重要的公共艺术形式就要属公共纪念碑和公共纪念雕像了，这些纪念碑或纪念雕像之所以被不断地建立起来，其原因既与当时正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国在社会、文化、时代方面的变革这一背景有关，亦由当时纷乱错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致。
《新韦伯斯特国际词典》中对“纪念碑”（monument）一词下了如下定义：该词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是“提醒”和“告诫”，还有“建议”“指示”之意；而纪念碑所包含的“纪念碑性”则是指纪念碑的“纪念的状态和内涵”，它不仅有巨大的、持久的、艺术中的超常尺寸的含义，也指对在历史中那些显著的、重要的、持续的价值的纪念功能。[41]从其一般的公共功能上讲，学者们又认为，纪念碑的纪念性与记忆、延续性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等传统上的义务有关，它的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意义。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论其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建构历史的功能，总是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一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仪式交流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者联结现在与未来；[42]或者，像殷双喜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专题研究所提出的看法那样，通过给杰出人物和英雄塑碑立传的方式，纪念碑的公共功能往往在于为统治者提供其统治权合法性的证明，“它把公众召集到它的周围……实际上就是召集到建筑与掌管它的统治力量的周围，通过仪式的举行，在宗教与世俗的不同层面上，使公众以陵墓与纪念碑为中心，形成民族的、社会的、城市的或集团的精神文化向心力，强化某一时代的思想、信仰与价值观……成为某一社会共同体世代相传的精神纽带，成为人类永恒的精神中介物……是一种象征的符号，它最大的艺术功能就是精神意义的生成，一起进行崇高和理想的价值召唤，与公众进行心灵的对话沟通……”[43](www.xing528.com)
尽管学者们对纪念碑的一般含义、功能、特性已经做出了相当明确的界定，而且从这些界定中也可以看出纪念碑时常与公共人物、公共事件、公共记忆、公共纪念形式及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近代上海的城市公共纪念碑、纪念雕像分属于不同区域中的公共空间，而这些公共空间的开放对象和服务对象各不相同，所以也就意味着不是任何人或任何社群成员都能够看到它们，由谁建造、纪念何人与何事、代表了哪个群体怎样的公共记忆和何种社会公共价值观念，以及位于怎样的公共空间网络中等因素决定了在其各自具体的公共纪念意义和公共性内涵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而侨民与华人两个世界的划分，也从建造方和受众群体的层面上区分出了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纪念碑、纪念雕像两种不同的公共性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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