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随着一座座西方雕塑、纪念碑、西洋建筑在上海建造起来，国人对于这些西方传来的艺术形式渐渐从陌生、忌讳和抗拒的心理转为熟悉和接受。[8]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全面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之际，具有社会进步意识和现代化诉求的国人不仅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思想、政治制度与现代生活方式，而且在这股西方人造像之风的影响下，同时也随着社会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场所在结构和形态上愈趋民主化、开放性，在沪的地方精英、民族资本家与民间社团也在许多公共场所、公共空间（如学校、公园、街口、广场）开始了公共纪念碑和公共雕像的建造活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不断推进，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由中国人在沪建造的公共纪念碑与公共雕像与日俱增。这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得益于在此期间，一大批雕塑艺术人才归国并留在了上海，这些雕塑人才在致力于探索本国现代雕塑艺术创作的同时，也在上海等地创建各类艺术学院和艺术团体，在艺术专科学校内主持设立雕塑专业学科，并长期从事雕塑学科建设和雕塑人才的培养，为上海城市公共雕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创作人才基础。[9]1906年，李鸿章的族人委托德国克虏伯厂在徐家汇海格路（今华山路）李公祠所在的土山上建立了一座李鸿章铜像（图1-15），铜像人物领顶戎装，腰佩宝刀，立于一个底座之上，底座上刻有颂扬李鸿章一生事迹的铭文。距此后不久，上海商界为纪念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而闻名上海的已故上海商会会长曾少卿，在上海贫儿院前为其建立了一座紫铜塑像（图1-16）。[10]1917年10月，为纪念杨斯盛1907年捐资30万两白银毁家办学的善举，一座杨斯盛青铜立像（图1-17）在浦东六里桥浦东中学校园内落成。1919年，由社会各界及师生共同捐资建造的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哥特式旧图书馆竣工，因荣氏兄弟捐资最多，按章程在图书馆东侧建立了一座荣熙泰铜像。1921年，澄衷中学为其创办者叶澄衷在校内建成了一座叶澄衷铜像。同年，南洋公学为纪念该校创办人盛宣怀，在校内为其建立了铜像（图1-18）。1924年，宋公园（今闸北公园）落成了一座宋教仁的坐姿石雕像。1932年12月11日，上海商界联合会为纪念罗云祥、毛徵祥、鲍正武、应文达四位在淞沪“一·二八”战役中英勇献身的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员，出资建造了“四童军”纪念碑。[11]1928年，上海美专“天马会”发起人之一的江小鹣还为上海南京大戏院创作了一件长12米的巨型建筑装饰浮雕，浮雕以一个身披褶袍的男子为中心，左右两侧分别跪着裸体的一男一女，这对男女裸像双手合捧一个象征艺术之花的古瓶，目视观众。男女裸像的两旁伸展开去的是翩翩起舞的裸体人群，其中包括儿童、舞者、演奏者与呈摄像动态的人物。作品基本上模仿了古希腊与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艺术风格，表现的是对人类世界光明的歌颂。尽管这件作品没有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意义，但从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如此规模和质量的公共浮雕艺术的角度来看，尚属首次。
图1-15 李鸿章铜像
图1-16 曾少卿铜像（清末《图画日报》石印画）
图1-17 杨斯盛铜像
图1-18 盛宣怀铜像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7月7日，初次将上海定为特别市，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也由此成立。[12]根据孙中山先生1925年出版的《建国方略》及其临终遗嘱，出于国民党政府建构现代政党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推进城市近代化进程的考虑，为了与以租界为中心的旧市区抗衡，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29年7月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大上海计划”（或称“上海新市区及中心区规划”），划定上海市区外江湾以东五角场一带7000余亩土地作为上海市新的中心区域，开始了包括城市规划、城市环境整顿、公共设施与公共雕塑建设在内的大规模市政建设。[13]从此以后，上海城市公共纪念碑和公共雕像的建造从地方精英、社会团体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民族国家建构活动之一，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来讲都是此前建造的纪念碑和纪念雕像所无法比拟的。而且，由官方主导的新市区市政建设还直接引起了1930年代一场有关“孙中山总理铜像”设计与建设的公共雕塑运动[14]。1927年10月10日，占地12亩的五卅烈士墓在江湾落成，墓园内建有一座水泥纪念墓碑（图1-19），呈塔状，半球型的墓碑顶端挺立着一只引吭高歌的报晓公鸡，墓碑正面刻着“来者勿忘”四个大字，既象征烈士们追求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又警醒国人勿忘国耻，号召人们闻鸡起舞、自强不息，立志报仇雪恨，墓碑背面刻有蔡元培为纪念五卅烈士而做的悼文以及死难烈士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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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五卅烈士墓碑
图1-20 1929年“大上海计划”《上海市市中心区域鸟瞰》图
1929年，“上海新市区规划”（图1-20）启动，上海市政府为纪念此前逝世的孙中山，在“双十节”那日于江湾新市区落成了一座“总理纪念碑”。此后，由上海市政府联合上海社会各界各团体发起了一场“总理铜像”设计与建造运动，并专门成立了“孙中山铜像委员会”，负责审查和筛选各种“总理铜像”设计方案和模型，最后选定了江小鹣根据孙中山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创作而成的铜像模型。1933年11月12日，孙中山铜像（图1-21）在江湾五角场北端新市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落成。铜像被置于阶梯型基座之上，高3米，连基座总高10余米。铜像全体呈棕褐色，其造型为孙中山身穿长袍马褂，右手持呢制礼帽，垂及膝盖，左手握手杖，足蹬毡鞋，精神奕奕地立于基座之上。整座铜像体积巨大宏伟，形象庄严肃穆，“令人观之肃然起敬”。另外，从1930年到1936年之间，中国人还在上海各处建造了一些纪念碑建筑物。如1930年11月3日，由蒋介石、张群、黄膺白等集资在西门外方浜桥三角地落成了陈英士纪念塔（图1-22）；1934年6月26日，上海市警察局在闸北半山路鸿兴路口建成了一座“上海市历届殉职警察纪念碑”；1936年2月16日，在庙行落成了“一·二八”无名英雄墓等。[15]
图1-21 江湾新市区孙中山铜像
图1-22 陈英士纪念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在汪伪政府的统治下，上海的城市公共雕塑建设基本归于停顿，当时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甚至下令拆除一切外滩附近由外国人建造的纪念碑和铜像，而日军也拆毁了多数此前建立的铜像，将铜材用于铸造军火武器，所以除了德国人的纪念碑、雕塑像，以及日军为纪念“一·二八”事变后在虹口公园被炸死的白川大将而于被炸毁的五卅烈士墓附近建造的白川纪念塔之外，上海基本没有留下几件城市公共雕塑，与此前相比，上海的城市公共艺术建设完全处于倒退状态。抗战结束，内战即起，尽管在1946年和1949年国民党政府又制定了“上海都市计划”，但是身处战乱的中国人再也无心投入到市政建设和建造雕塑、纪念碑的活动中。所以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上海新建的纪念碑、雕塑屈指可数，值得一提的一是抗战胜利后在宝山罗店建立了红十字纪念碑，一是1946年8月由江小鹣、滑田友合作设计的李平书铜像在城隍庙荷花池中落成，另外还有1947年12月29日在原址重建了普希金铜制胸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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