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开埠城市，西方列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大规模入侵，使得整个上海处于社会变迁的历史震荡之中。此时，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上海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都开始发生转型，又伴随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日租界的辟设以及日后公共租界的形成，上海的城市空间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在西潮的冲击下，除了西方科技、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之外，各种西方艺术形式也渐次传入上海。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上海管辖权的不断扩大、增强以及支配地位的日渐巩固，大批外国侨民开始定居上海，在租界形成了许多外国人社区，租界的空间形态与其中的文化生活方式也日益体现出西方近现代城市的面貌，如公园、广场、公共马路等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空间、场所被开辟和建立起来。于是在此基础上，无论租界殖民政府，抑或居住在租界内的侨民社团，都开始在这些殖民者的公共空间中建造和设立公共纪念碑、公共雕塑，其目的在于以这种方式为租界空间营造出一种更加色彩鲜明的殖民文化意象与空间形态，同时也是为了强化各国侨民对租界这个区域空间的地方归属感，在各国侨民社团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一种对租界“移民”共同体的观念认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得以产生了近代上海的第一批城市公共艺术。
这些由西方殖民者在租界领地内建造和设置的城市公共艺术从其意义功能以及建造者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
图1-1 八仙桥公墓法国将士纪念碑
第一类是由租界殖民行政当局建立的、用于纪念在侵华过程中牺牲的死难者的纪念碑。上海的第一座公共纪念碑雕塑是由法国人于1855年在法国领事馆办事处西面的八仙桥公墓建立的法国将士纪念碑（图1-1），建造的目的是为了纪念1月6日在镇压小刀会起义中阵亡的“贞德”号和“科尔贝尔”号军官、士官、水兵、陆战队员，其主体造型是一座用红黑两色花岗岩砌成的四方形棱锥体尖塔，底部、台脚与檐口分别用绿色和黑色的花岗石，支撑尖塔的白色大理石座墩四角搁在四个球体上面，纪念碑顶端安放了在“贞德”号上制作的一个镀金铁球与铁十字架，此外，尖塔对着县城的一面雕刻着法国的武器。[2]1861年至1862年，英国侨民为纪念1859年随同巴夏礼到通州与清廷所派遣的钦差大臣会晤时被中国官兵擒杀的英国人，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前的草地上建立了一座红色花岗石十字架，后被称为红石纪念碑。[3]1864年，美国人为纪念1862－1864年由华尔组成的所谓“常胜军”在江苏攻打太平军时战死的军官和士兵，在外滩公家花园的北门建立了一座呈三角锥形的“常胜军”纪念碑（图1-2）。1875年2月，上海英侨为纪念1874年奉令赴云南迎接由缅甸入滇的柏郎探路队而在云南境内被人杀死的马加礼而集资在外滩和苏州河转弯处、外白渡桥南端建立了马加礼纪念碑（图1-3），1909年因道路扩建，纪念碑被移到了外滩公园。[4]
图1-2 “常胜军”纪念碑
第二类大多由侨民自发建造，建造这些公共纪念碑与雕像主要是为了纪念侨民社群内部的公共事件和公共人物，而不存在任何向外的政治指向。1898年11月20日，德国侨民与德国怡和洋行为了纪念1896年在山东海面遭遇风暴而沉没的德军炮舰“伊尔底斯”号上的70余名殉难者，在南京路外滩外国公园南畔草地上建立了伊尔底斯纪念碑（图1-4），并将沉船残骸上的半截船桅立于碑上，此碑在1918年1月16日被英国侨民推倒之后经德国人修复并几经迁移，最后被安置于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德国总会（今静安公园）内。1911年，为纪念在上海做首次飞机飞行表演失事丧生的法国飞行员环龙，法租界公董局又在顾家宅公园（旧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内建立了一座环龙纪念碑（图1-5），并在碑上设了一尊环龙的青铜头像。1918年左右，在徐家汇附近，外国侨民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赛马会成员，建立了赛马会成员纪念碑。1926年4月，为纪念内外棉纱厂创办者川邨，日商内外棉纱厂捐款20万元请公租界工部局在劳勃生路小沙渡路（今长寿路、西康路）转角口设计建造了川邨纪念塔（图1-6）。1937年2月10日，为纪念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逝世100周年，俄国侨民在祁齐路毕勋路（今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交会的街心建立了普希金纪念像（图1-7），碑顶置有一尊诗人的青铜胸像。[5]
图1-3 马加礼纪念碑
图1-4 伊尔底斯纪念碑
图1-5 环龙纪念碑
图1-6 川邨纪念塔
图1-7 普希金纪念像(www.xing528.com)
第三类完全由租界行政当局出资建立，它们除了具有缅怀逝者的功能之外，还兼具对外的殖民政治指向并影射租界的公共关系。1870年12月10日，法国人又在法租界公董局大楼前的广场上建立了由雕塑家巴雷创作的卜罗德铜像（图1-8），为的是纪念1862年5月17日在奉贤南桥与太平军作战时牺牲的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及其他军官、士兵，并借此表彰卜罗德此前率兵助清政府镇压小刀会起义和开辟法租界的功绩。卜罗德铜像开了外国人在上海建立纪念雕像的先例。1890年4月8日，英国人为纪念英国驻华公使、首任上海总领事和创立租界会审公廨制度的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在英租界大马路口浦滩畔（今南京路外滩）为其建立了铜像（图1-9）。1914年，中英官商合力于英租界江海北官署（今外滩海关大楼）对马路江边绿地建立了赫德铜像（图1-10），为的是纪念卒于1911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927年，铜像迁至在1925年被拆除的江海北关原址上新建的新海关大楼前。1924年2月16日，在延安东路外滩落成了一座大型的“欧战和平”纪念碑（又称胜利女神像）（图1-11），用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因回国参战而牺牲者。纪念碑上端立有一尊和平女神铜像，背后带有两翼，俯首安慰一位丧子的母亲，并手抚一孩童，碑身两侧还装饰铜制盔甲、盾牌等古代战争用具，碑面刻有死难者姓名，碑背刻着“功炳欧西，名留华夏”的铭文。[6]
图1-8 法租界公董局大楼卜罗德铜像
图1-9 巴夏礼铜像
图1-10 赫德铜像
图1-11 “欧战和平”纪念碑
第四类属于纯粹的建筑装饰雕塑，这些带有雕塑的公共建筑皆由外国商团、洋行出资建造，其功能只是为了对建筑物加以装饰，而无纪念的功能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指。1901年，由德商培高洋行设计的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在外滩落成，入口门廊两旁有一对青铜人物坐像，正面饰有人面浮雕。1914年，兆丰公园正式辟园，园内建有大理石花棚，内置大理石雕像（图1-12）。1923年，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建造了汇丰银行大厦（今浦东发展银行），建筑为文艺复兴希腊式风格，门前摆放着一对在英国请人特别设计和铸造的铜狮（图1-13），既作为建筑装饰和银行标志，又是大英帝国权威的一种象征。1924年，外滩又落成了一幢由英商德和洋行建的《字林西报》报馆大楼，建筑外墙多立安式柱廊下部的檐口下有八尊男性阿特兰特（Atlantes）半身雕像，这些半身像的形象为八个肌肉强健的力士用背托举着石檐。同年，英国人又在四川路桥北堍建成了一幢钟楼样式的建筑——上海邮政大楼，此建筑的钟楼楼座两侧分别置有一组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信使与爱神的三人群雕像和手持火车、飞机、轮船的三神群雕像（图1-14），这些雕像的主题都与通讯有关，前者象征了邮电通讯事业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后者则体现了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支持下通讯方式的转变及其蓬勃发展。除这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装饰雕塑以外，在旧上海的卜内门洋行（今四川中路133号）、南京西路口的德义大楼等建筑物上也都饰有雕像。[7]
图1-12 兆丰公园大理石花棚
图1-13 汇丰银行大厦门前的铜狮
图1-14 上海邮政大厦钟楼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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