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产阶级建国之初，行政权的运用领域非常狭窄，主要致力于保护个人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国家安全，这与当时奉行的“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观念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国家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对各国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福利国家逐渐兴起，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时代悄然而至。这些社会变革促使行政权不断扩张。如今，行政权已经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处处可见行政的触角，以至于产生了“行政国家”现象。“行政国家”是指：“行政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执行代议制机关的意志（法律），到开始以积极的、主动的姿态全方位地介入各个社会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国家。”[15]
首先，政府职能不断增长。政府不仅处理传统上的治安问题，还须管理经济事务，甚至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提供最低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及处理环境等公共问题。在这些新兴的经济社会行政领域，政府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很大。其次，政府机构不断扩大。目前美国政府有14个部和数百个署和局，其中国防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交通运输部、教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设的。再次，委任立法大量出现。传统上的行政机关只负责执行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不享有立法权，但20世纪以来，议会授权行政机关立法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议会授权立法后，对行政立法的控制往往有很大的难度。最后，享有裁决权的特殊行政机构的出现和增多，使行政机关具有了一定的司法职能，如美国的独立规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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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规制机构是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既有制定行政规章、制定标准和提出立法建议的权力，又有对其管辖的对象是否违反法律有裁决权。例如，成立于1887年的州际商业委员会有权对铁路公司的某项收费是否公平作出裁决。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加强，独立规制机构迅猛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独立规制机构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规制的对象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16]
在总统制国家，行政权扩张还体现在传统行政职权的扩张和非正式影响力的增强上。如美国从罗斯福“新政”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总统对国会的议事日程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总统通过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预算咨文”“经济报告”和各种专门咨文来影响国会立法活动。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国会每年根据总统的建议而提出的法案，占国会通过的全部法案的80%。[17]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上也越来越频繁地用行政协定替代国际条约，以回避参议院的否决，从而加强总统在外交领域的权力。在战争权方面，尽管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属于国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总统认为，当国家安全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有权独自采取战争行动，并把这一权力看作是总统权所固有的。面对总统权的扩张，国会试图通过立法予以限制，如1973年国会制定《战争权力法》，但事实表明此类立法限制并不是很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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