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遭受了恐怖主义的袭击和威胁。在这一新形势下，保护国家安全的需求骤升。国家基于反恐的理由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的第45天，在没有实际辩论的情况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扩大了监视范围，限制了一些传统的宪法权利。比如，在没有令状且没有相当理由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有权秘密接触私人医疗记录、图书查阅记录和学习研究记录。2004年4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一家网络服务商起诉联邦调查局，挑战它的这项权力。2004年9月，联邦法官马莱洛裁定这个条款违宪，其指出：民主痛恨不正当的秘密。一项不受限制的、容许秘密侦查的授权，在我们开放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6]恐怖主义活动致使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冲突加剧，因此，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爱国者法》是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制定的，有其正当性，但其中有些条款授予了政府过大的权限。侦查机关须在获得法院的令状后才能从事秘密侦查，是对侦查权的重要限制，若取消该限制，个人自由易受伤害，因此，法官判定违宪。
面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加强国家安全的举措，公民尚可诉诸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法院，因此，法院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再平衡过程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面对国家安全需求的提升大势，法院不大可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态度。比如，“9·11”恐怖袭击后，《航空和运输安全法》要求运输安全局必须确保联邦各部门“分享可能对运输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者的身份数据”“将这些人的身份通知机场或航空安全官员”，并且“设立政策和程序，要求航空公司防止这样的人登机，或者对其采取其他适当措施”。这些要求通过一系列“安全指令”加以落实，其中包括一份名单，被列入名单者，或者被禁止登机，或者登机前须接受额外检查。但是，这些指令并不向公众披露，因为“禁飞名单”和“监视名单”被认为是“敏感安全信息”。美国公民吉尔莫曾诉诸法院，认为所谓“敏感安全信息”实际上是“秘密法”，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但是，政府方面主张法律的指令与法律的实施技巧有所不同，即乘客有权知道法律的要求是什么，但无权知道政府执行法律和检测违法的具体措施。对于这一论点，有巡回上诉法院予以采纳，因而拒绝了公开信息的请求。[7]
在美国“反恐战争”中，行政权力的扩张是显著的。国会授权总统使用武力打击其所认定的应负责的任何人或组织。一旦被认定为恐怖分子及其协助者，其人权就可能不再被给予应有的保障。比如：为了获取情报，将抓获的嫌疑人移送至第三国，在那里给予恶劣的待遇或酷刑。出生在叙利亚，但已是加拿大公民的阿拉尔，2002年9月在美国肯尼迪机场被抓。其在被扣留12天后，被移送至约旦，再被移送至叙利亚，在那里，他被监禁，受到折磨、侮辱和非人的待遇，长达一年。后来却被认定是无辜的。[8]2002年1月，美国军方在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设立监狱，关押恐怖分子嫌疑人，大约有800人曾被关押在那里，并被媒体曝光存在着虐囚行为，因而被国际社会批评。其实，之所以选择非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就是因为不经审判无限期关押嫌疑犯在美国本土明显是违法的。(www.xing528.com)
关塔那摩监狱外景
美国政府认为：关押在非美国本土的嫌疑犯，不拥有关押在美国领土上时所能享有的宪法权利。但是，在2008年的“布迈丁诉布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被关押者具有申请人身保护令的宪法权利，以废除该项权利为目的的立法是违宪的。肯尼迪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指出：制宪先贤汉密尔顿说过，“随意监禁的做法，从古至今都是暴君的至爱和最可怕的工具”“法律和宪法原本有意在非常时期也是存续的并且保持效力。自由和安全可以协调一致；在我们的制度里，它们是在法律内得到协调一致”。[9]肯尼迪大法官宣告了自由与安全相协调的法律理想，但要在现实中达至平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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