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人治与法治观念-《高职高专法治教育教程》成果

今天很多人在论述法治时，大多会上溯到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观点，这同古希腊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习俗有很大的关系。今天人们所说的“古希腊”并非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观念，而是一种可被称之为“城邦国家”的政治社群。它规模非常小，结构也较为单一。例如，即使将妇女、儿童、外邦人和奴隶都算进来，雅典城邦也大约只有30万人口，其中拥有政治权利并参加集会的人大约只有35000人，他们都是出生在市区内的成年男子。

尽管城邦国家规模不大，但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城邦国家中氏族制度已经逐渐瓦解了。由于希腊地区靠海的独特地理优势，商业贸易发达，且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可以相互交换和买卖，因此家族亲属关系弱化，形成陌生人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恰恰是日后东西方文明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因素。在后面探索中国法制史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氏族关系相当紧密，其独立性远不如古希腊的城邦国家。

因此，如何让不存在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共同和平生活在一起呢？希腊人的生活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公共文化。希腊早期的公共文化，是一种和公共社会实践、市民节日和公共庆典有关的市民宗教。只要一个人以众人所期待的方式，参与礼仪并认可它们，那么他信仰什么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去做已经被人做过的事；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社会成员；当需要之时，乐于承担一个好市民应该承担的职责。这种“市民宗教”显然和基督教那种拯救性的宗教所不同，也不承诺“永生”或“彼岸世界”之类的观念。

然而，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这种市民宗教是一件好事。例如，一只狗和一个人的朋友，都会作出某种我们称之为“忠诚”的行动，但狗只是机械地作出主人训练的行为，只有理性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忠诚的意义，也只有人的行动可被视为真正的忠诚。面对既有的习俗和自身的各种欲望，我们总能追问自己，是否真的有理由这么做。因此，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行动的理由或原则，而不是照搬既定的做法。

由于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一些观念，他的学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试图完全依赖经过理性审查的正义原则，建立起一种理想的城邦生活。其中最具特色也最受争议的是“哲人王”这个角色。从字面理解，“哲人王”首先是一个哲人，是掌握正确理性之人，而“王”则意味着他被委以统治整个城邦的重任。从广义上说，这的确可被视为一种“人治”的观念，毕竟它公开主张，一些人应当服从于另一些人的意志。不过，既然“哲人王”是一个总能作出正确决定的人，服从他的意志也就意味着去做正确的事。这与基于血缘、家族等因素为统治基础的“人治”观念不同。

通过“哲人王”的统治建立城邦生活固然理想，但这个方案的困难是究竟谁能满足成为“哲人王”的要求呢？人有理性，但同时也有激情和欲望，一个人要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受后两者的干扰行事是不可能的。尽管柏拉图设计了一套较为详细的培养“哲人王”的方案。但既然激情和欲望是人的属性，不能完全消灭，那就不可能用任何教化或技术手段，把这两者排除在外。因此，古希腊的哲人必须寻找新的治理模式——一种能有效排除人的激情和欲望对治理决策的影响。

此处，法治就被视为一种满足上述要求的理想治理模式而被发明出来。柏拉图在后期撰写的《法律篇》中明确指出，“凡法律从属于某种其他权威、自己一文不值的地方，以我之见，国家的溃败就不远了；但是，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政府是法律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人们沐浴着神赐予国家的一切福分”。^[1]在柏拉图之后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指出法治是一种能有效抵御激情和欲望的理想治理模式。(www.xing528.com)

法治经典赏读：

那么，绝对君主制，或者一位最高立法者在一个由平等的人组成的城邦中，对所有公民的专断统治，有些人认为是非常违反自然的……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实行其统治，就如同是说只有神和理智可以统治，而让人来统治，就增添了兽性的因素；既然欲望是一头野兽，激情败坏统治者的头脑，即使他们是人群中最杰出者也是如此；法律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智。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法律之治是一种规则之治，官员只能依规则作决定，这极大地限制了官员个人的激情和欲望对决策的影响。不过，法律总是要人制定，那么法治如何限制最高立法者的欲望和激情呢？其实在古希腊时代，“法”并不只包含由人主动创制的规则，更包括今天我们称之为风俗习惯的社会成规。因此，即便是最高立法者，法治同样能限制他的欲望和激情。这样，我们就能说，在法律之治下，我们没有人单方面服从于任何人的意志，而是共同服从于一些为我们所共享的规则。

我们在古希腊时代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主要因为正是在这个时代，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治理模式逐渐萌发并初具雏形。正是古希腊城邦中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家族亲属关系弱化，造就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导致希腊人必须不断寻找适合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社会治理模式，而法治便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