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南开中古社会史工作坊文集

路锦昱

2017年10月1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首届“南开中古社会史工作坊：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日本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中西书局、南开大学等16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出版社的21名学者，就中古中国城市史视野下的“空间范围”和“人的活动”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贡献。但国内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宋以后，尤以明清、近现代为重，宋以前则相对薄弱。近年来，中心着力于发展先秦至隋唐的社会史研究，推动该领域的整体发展。自2013年起，开设了南开中古社会史研究班，并连续举办三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本次工作坊亦是这一理念的延续。

“南开中古社会史工作坊”是学界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以社会史为学术旨趣、聚焦中古时期的学术活动。会议设置短小精悍，上午四场主题演讲，下午五场青年学者论坛，报告与评议时间充分，保证了对话的有效性和深入性。今后工作坊将逐年连续举办，形成系列，旨在用一天时间围绕中古社会史某一核心议题展开尽可能充分的交流，并约请中西书局为工作坊出版系列文集。作为开新的尝试，首届工作坊以“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为主题。既然历史须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展开，从空间角度切入社会不失为一条重要路径。以“长安学”“洛阳学”为代表的中古城市史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约请在该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晤谈，对提升中古史研究的“空间感”不无裨益。本次工作坊对“都市与社会”的探讨，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城市与葬地、城市中的个人与家族三方面展开。

一、城乡关系：设计理念与层级区分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甘怀真《从〈周礼〉国家观看中古时期的城乡关系》一文关注汉晋之间的城乡关系，以产生于战国的“周礼国家观”和郡县制为线索，探讨从汉代里制向晋以后村制发展的制度历程。里制诞生于战国中期以降“大国运动”与“货殖时代”两大历史脉络中，其特点是缺乏自立性。与此相应，《周礼》试图在“体国经野”的构想下，用政治力量控制官民区分和市场交换，以建立不同生产行业间的经济制度，维持里制的实行。作者从晁错《论贵粟疏》入手分析了西汉前期农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及其与官、商的关系，认为国家与人民的联系建立在以户籍为凭借的名分制度上，农民与商人（豪族）之间是传统封建意义上的债务信用关系，而“农本”的统治理念即植根于此。与“里”不同，“村”在生产上有更大的自主性，且表现出多元复合的特征，自给程度较高。这种从“里”向“村”的转变基于汉晋间历史的三条线索，即豪族庄园制的建立、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和屯田制的施行。前两者是封建原理对市场机制的否定，旨在将儒释道等宗教学说转化为人际关系原则，将物的交换转变为以人情为媒介的礼物交换，从而否定其中的商品性。后者反映出国家利用屯田这种军事型聚落重塑编户齐民的努力。从“封建与郡县”角度观察由里向村的转变，是值得继续思考的课题。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徐畅对中古中国的乡村研究颇有心得，其论文《从唐代京畿区域看中国中古城乡关系》从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何时形成这一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追溯了以往阐释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的诸种模式，如马克思“城乡无差别统一”、牟复礼“城乡连续统一体”等，进而探求古今截然相反的城乡关系之间的过渡点，以寻找早期城乡关系的新框架。作者以隋唐长安为观察点，发现唐帝国以律令形式将城乡的自然区分与人为区分相统一，在国家治理层面采取城乡并管策略，在经济管理层面遵循四民分业理念，京畿地区的城、乡呈现出极大的同构性。首都长安的政治性消解了城市内部的生产冲动，使其消费性远大于生产性。城市在政治上统御乡村，乡村在经济上供应并制约城市，具有积极属性的资源由乡村流向京城，京城无法容纳的消极属性资源则溢出到郊区，使京畿形成“非均质”的统一体。伴随着聚落形态、产业布局所体现出的城乡差异，唐人观念上的城乡之别也逐渐形成，作者将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优越感称为“长安傲态”（superiority）。选官制度变化导致士族城居的潮流自隋唐持续到两宋，对城、乡的文化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乃至重塑了社会精英的城乡观念，使长安城居成为中唐文人的共同理想。作者从城乡关系角度重新审视唐宋变革，认为唐宋之际是城乡地位的转折点，“非均质统一体”逐渐向“城乡交相养”过渡。由于工商业功能的增强，传统城市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地位得以提升，进而摆脱对乡村的“寄生性”。唐宋的城市变革恰恰导致了日后城乡分离的客观结果，后世城乡相分的端倪正可追溯至唐帝国的首都长安。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林晓光对此文作了题为《在“城乡研究”与“都城研究”之间》的评议。林晓光肯定了文章深入的理论思辨、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提出了三点意见。首先，应当在何种标准下讨论城乡差异？牟复礼“城乡连续统一体”的概念是基于西方中世纪城市乃至近世都市的封建形态而提出的，其中议会、广场、雕塑、行会等西方市民社会兴起的表现未必适合中国，相关讨论需要更精确的标准。其次，在引用古人言论作为材料时，要注意史料言说者本人的立场、知识范围和用意指向，有时言说者本人的错误判断会干扰对史事的分析。同时，由于该文选取都城长安这一十分特殊的城市为对象，难免导致“中央—地方”与“城市—乡村”两种不同性质史料的重叠和混杂。因此，能否将分析一般城市的理论和观点直接用于讨论长安问题，仍值得思考。最后，林晓光认为一地社会的上层人口向资源集中的大型聚落流动，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而“傲态”的形成更多由资源集中和权力优位所导致，未必能将其特殊化到某一特定时期或城市之中。就一般的城乡关系而言，士族城居的潮流或许未必始自隋唐。

二、城市与葬地：都城空间下的都城圈社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与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妹尾达彦，近年来致力于将汉唐间东亚地区几个典型都城的空间和葬地变化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本次工作坊，二位学者分别着眼于孙吴西晋时期的建业城和隋唐时期的长安城。

张学锋《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囊括了2017年前公开发表的南京地区两汉、孙吴、西晋墓葬资料，从城市空间与葬地的关系出发，分析两者之间的互动。文章引入“都城圈”的概念，将都城与周边的地域社会相连结，形成盐泽裕仁所谓“都城—郊城—境域”的同心圆结构。这种都城圈的形成及都城圈社会的变化，通过葬地的分布、墓葬的形制而体现出来。秦汉时期南京地区的县邑建置以江乘、湖熟、秣陵、丹阳为主，从东北、东南、西南三面呈弧形环绕今南京市区，两汉葬地集中分布于江乘、湖熟附近。作者结合对这些墓葬形制的细致考察，认为江乘、湖熟是两汉南京地区人口相对集中、土地开发程度较高之地，且已形成参与地方行政的豪族。而秣陵、丹阳及今南京市区则相对落后，因此孙吴建都应首先考虑了军事因素。今南京市区大量孙吴墓葬的发现，反映出建业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和人口向宫都附近的聚集。江乘、湖熟二县几乎未见孙吴墓葬，当为屯田政策使当地土著人口大量减少所致。建业西南沿江一带的众多孙吴墓葬反映出当地因战略地位提高而导致的经济开发和人口增长。孙吴、西晋葬地的基本重叠，说明吴晋易代之际建业未因战争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局势较为安定。在深入考察南京周边地区两汉吴晋墓地分布及墓葬形制特征后，作者进而探讨了吴都建业的“都城圈社会”。东吴西晋墓葬的主人，既有土著亦有侨寓，既有官僚亦有平民，建业及都城圈“近东”地区是五方杂俎的新天地。西晋平吴后的相对缓和与隋平陈后的“全境皆反”，反映出江南地域文化从模仿中原到逐渐独立的过程。

都城居民和葬地的空间安排，是隋唐长安城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妹尾达彦从居民与葬地的关系透视社会史上生与死的不同侧面，《人界与地界：隋唐长安官人居住地与埋葬地的变迁》一文详细梳理了新出墓志、帝陵、官人与其家族墓、粟特人墓、一般居民墓、墓葬壁画和丧葬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现状。指出长安居民理想的郊外墓域，是在与都城往来的交通沿线上“原高野旷，地厚泉深”之处。东郊为皇族、贵族墓地，西郊多为庶民墓地，就城内殡葬业而言，东市凶器较西市更华丽，而西市挽歌却更胜东市。作者将隋唐长安城的发展分为6期，用详密精确的图表将官人居住地与墓葬地的分布关系形象化。由此观之，9世纪起二者分布开始密切相关，大明宫前城内街东北部的最高级宅邸住民在长安至洛阳沿线建造墓地，街东中部新兴官僚阶层于东郊至南郊地区建造墓地，街西北部官人于西郊开远门外道路沿线建置墓地，街西中南部的庶民墓地集中于西郊和西南郊地区。这与城内官人郊外别庄的分布倾向相同。墓地与别庄的开发、郊外寺观的分布、郊外娱乐设施的设置与清明扫墓的盛行，使居住地与墓地所在的城内外结为一体而形成长安的都市圈。最后，作者根据墓葬壁画和线刻画所描绘的在世生活，考察了佛教对隋唐“灵肉二元”生死观的影响和贵族的都市生活。以墓葬变迁为线索可以看出，长安正成为不同阶层人群聚集的巨大世俗都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东魏北齐邺城都城布局与复原研究述论》一文从文献与考古两端，对以往学者的东魏北齐邺城复原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反思。作者从文献角度考察了邺城在东魏初年、北齐初年和北齐中后期的营建过程，并对都城布局做了详细梳理。考古发现则显示，邺城大致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区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整个都城中心。邺城布局的复原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完全依据明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的记载复原，第二阶段利用了邺城考古队公布的邺南城实测图，第三阶段开始对整个外郭范围平面布局展开研究。在东魏北齐邺城都城布局和复原研究发展史上，考古发现发挥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而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尺度和模数思想问题仍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难点。(www.xing528.com)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许志强评议此文，建议对邺城的研究要把目光前移至东汉末年。曹魏邺城在中世纪都城考古乃至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由其所开创的“邺城模式”影响了东魏北齐的邺城、东晋南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与魏晋洛阳城等，而隋唐长安城标志着中世纪都城在邺城模式的基础上达到顶峰。都城是空间、时间、事件的集合体，空间问题解决后时间、事件才更有立体感和代入感。文献中对建筑物、街道名称的罗列，以及描述位置时坐标点的不确定使人们很难形成清晰的布局观念，这就需要考古材料加以弥补。评议人指出该文将文献与实测里数相对应而反推当时计量单位的做法值得肯定，但运用逆向思维的前提是考古实测数据与文献记载均准确无误。然而考古实测数据准确性高但全面性不足，文献记载的准确性、全面性均存疑，因此计量单位问题尚需谨慎处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天虹《唐幽州城坊研究的再思考》一文关注幽州城的城址范围及内部构造，在此基础上将城坊研究视作解析中古时期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的门径。作者利用北京出土唐代墓志所记载的葬地，结合传世文献和大量实地考察判断唐幽州城的方位和范围，推测出幽州城南北长约2．8千米，东西约3．1千米，面积约8．7平方千米。幽州城坊的平均面积与长安城内面积较小的坊相当，幽州大都督府廨、节度使衙、幽州州衙均位于子城内，幽都县衙与蓟县县廨位于罗城的某两坊之间，藩镇时代罗城内尚有官营“作坊”“冶坊”“船坊”，以及“蓟门馆”和寺庙等。尽管辽南京城基本继承了唐幽州城，但辽南京坊名并非完全是唐幽州坊名的沿袭，两者坊数也未必相同，其间虽有联系，亦有变化。文章统计了石刻文献中出现的唐代幽州里坊名称共25个，并对其得名由来进行了逐一分析。蓟县诸坊大多由先秦至唐的典故得名，少部分意指本坊在蓟县的位置，带有明显的汉文化色彩。幽都县诸坊与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有关，“遵化”“归化”等名称带有浓厚的羁縻色彩，凸显了幽州在唐朝处理东北边疆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据此可推测“肃慎”“辽西”二坊亦当置在幽都县。坊名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是国家或地方统治者政治意愿的反映，唐幽州城是一座多元文化交融的北方都会。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蒋爱花在评议中首先回顾了“幽州学”的发展历程。自2015年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倡导“幽州学”以来，相关研究已渐成规模。幽州是唐时期东北边疆第一大城市，亦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而“幽州”概念本身具有三个层次，即狭义的幽州城和蓟城，稍扩大为包含州、刺史等一级辖区的地域，广义则为幽州节度使辖境。该文前两部分集中于狭义的幽州，第三部分对幽州学的思路和方法做了整体关照。评议人提到，在文献稀缺、考古难以展开的情况下，数量可观的边塞诗亦是值得利用的重要材料。另外，城坊存在的时间和坊名的变更等因素也应纳入考察范围，并可进一步考虑幽州城军事性和居住性之间的关系。

三、由城到人：都市社会中的个体与家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宁欣《编制内外：唐代的“趋吏”》一文关照的是唐长安城内担任或曾经担任低级杂职、杂役的“趋吏”群体。趋吏的来源、数量、行为表现、社会影响究竟如何？探究这一问题，不仅要关注他们进入、迁转、晋升、入流的环节，也要关注其退出机制的过程及此后的去向和活动。在编制内，趋吏涵盖了被官府驱使而趋走办事之人，数量巨大；在编制外，因监察权限的广泛、用人机制的混乱，吏员膨胀而导致的超编问题普遍存在。就京吏而言，大量的低级吏、杂职掌、诸色人徘徊于吏、役、色之间，几无晋升机会，无法迁转至流外官乃至流内官的序列。唐后期官署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各司以“役利”供给“公食餐费”的弹性很大，为胥吏上下其手留下了空间。从《天圣令》中的规定看，在京各官署招聘和役使人员大多没有户口限制，全国各地的人员充斥其间，良莠不齐。这些小吏离职后，相当一部分滞留京城，数量和社会影响都不可轻视。作者从对唐代“趋吏”的研究出发，倡导学界在都市史研究中回归对“人”的讨论，重视城市的“中下阶层”，关注不同层级的变动，并深入理解历史时期的城乡关系和管理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静《王处存家族崛起与神策禁军》以长安为背景，结合唐后期军事制度的变化，分析在神策军成立过程中，长安万年胜业里王处存家族由高赀转而镇守地方的过程，以探讨文人士大夫、精英官僚之外，晚唐五代武人在社会变迁中崛起的一个侧面。万年胜业王家因父辈移居京畿，凭依经营能力而聚集财富，并顺势以财富换取了军中仕途。王处存之父王宗自神策军校起家，其子弟则借此入禁军乃至出守藩镇。王处存家族的崛起是四民社会中商人利用财富改变社会地位的典型表现。一方面，军事制度的变化、工商业的发展与唐中后期的财政危机，为商人入仕提供了契机。开元时期，召募制的实施改变了兵员的身份限制，为商贾入禁军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贞元后长安富户挂军籍渐成趋势，京城高赀、豪强、商贾为避役或突破身份限制而入仕，往往投籍禁军，这成为一条比科举更快捷的途径。加之宦官对神策军的控制，贿赂内官纳货窜名也成为一种渠道。另一方面，军队亦需商贾的贸易助力，神策军得势后影占户口现象愈发突出，客观上导致了其战斗力的削弱。王氏家族的崛起，是晚唐五代军事制度与社会变迁的一个个案，有助于多方面、多层次了解制度变革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多元性。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李永评议认为，作者延续了以往由个案研究以小见大的治学方式，深入历史细节，以王处存家族的变迁透视了长安城的社会流动及其与地方的互动。家族研究若缺少墓志材料的支撑往往很难进行，而此文在材料运用上做了较好的示范。探讨武人阶层势力的崛起，应将晚唐五代宋初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单元，宋代的许多现象都应在晚唐五代的历史脉络中寻找源头。此外，李永指出使用郡望冠称某一家族需要满足一定条件，“胜业王氏”的提法似有不妥，同时“神策军”与“禁军”的概念在论述中似可进一步明晰。王处存家族由商贾入禁军虽并非个例，但由禁军而出镇地方并在义武军中成功立足，则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是否可以找到更多类似个案以形成更全面的观察，发现武人家族之间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是犹待解决的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管俊玮《从兴唐观到玄真观：中晚唐长安一个道教师门的沉浮》借助近年新出墓志，还原了郄氏道教师门从德宗到宣宗数朝的动态发展历程。郄氏师门与政治联系紧密，几乎每代都有人出任道教最高行政职务——道门威仪。郄氏师门在德宗时开始崛起，宪宗时势力达最高点，穆、敬两朝仍保持不坠，其兴起与德宗、宪宗时期内外廷始终保持平衡的政治格局关系密切。郄氏师门不是普通的技术型道士，而是政治型道士，凭借较高的文学修养，其与外廷士大夫、内廷宦官和女官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游刃有余地游走于中央政治之间。甘露之变后，原先的政治生态被打破，郄氏师门在武宗崇道的背景下被边缘化。宣宗朝，在复兴宪宗“元和故事”的口号下，郄氏师门又一次利用政治风向的变化，保持了师门不坠。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孟献志评议此文，指出作者从人物交游角度切入研究，注意引用诗文材料，对人物个案研究颇具启发。文章题为“从兴唐观到玄真观”，行文中对兴唐观的介绍比较详细，但对玄真观则着墨不多。郄氏师门从兴唐观到玄真观的移动，究竟是首先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了内廷，因此由政治型道士变为技术型道士；抑或是由于从政治型到技术型的转变，郄氏师门才选择了道观的迁移？此问题尚需进一步说明。最后，评议人对“政治型”与“技术型”的概念提出了修改建议，指出若道教师门与政治联系密切，似乎不应出现文献记载稀缺的情况，将其称为“事务型”与“学术型”的道士或许更为合适。

结　语

本届工作坊所关注之“都市与社会”，上起两汉魏晋，下讫晚唐五代，涉及长安、建业、邺城、幽州等多个地域。中古时期长安与洛阳长时间作为京城，不但留存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同时也是都城考古所关注的重心，相关研究成果自然最为丰硕。尽管都城研究的学术意义不言而喻，但中古城市史研究如何突破“都城史”的局限而向更广阔的地域探索，仍是值得思索的问题。历史学者不仅要利用考古材料，同时也应重视实地考察在中古城市史研究中的作用。走进历史现场，将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与考古学密切结合，或许是可行的方法之一。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场域，来自历史、考古、文学乃至艺术等多学科观点的自由对话，对推进该领域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而开放与平等的对话，也将成为南开中古社会史系列工作坊的基本追求。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