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通儒与大燕政权的关系

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张通儒始终处于一个很高的地位，《新唐书》曾记载“冬十一月，反范阳，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榜郡县，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张通儒、通晤为腹心”^[30]，而《资治通鉴》记载“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为爪牙”^[31]。很明显，《新唐书》中只是列出了当时安禄山身边更为重要的人物，而且明确说明高尚与严庄是参谋，安禄山真正的心腹应为孙孝哲、高邈、张通儒、张通晤，与《通鉴》作比较，发现与《通鉴》在心腹人员方面人数不一致，但都有张通儒与孙孝哲，所以可以说明张通儒与孙孝哲两人应该算是安禄山叛乱初期绝对的重臣，甚至安史之乱另一重要人物史思明此时也只能算是爪牙，没有达到安禄山绝对信任的地步。

（一）张通儒仕燕原因分析

在详细论述张通儒于大燕政权内部的政治活动之前，先要讨论为何张通儒作为一名汉族官员后代，却忠诚于安禄山，并且在之后的叛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以为此种情况的产生要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是张通儒的思想根源；第二是安禄山使用的政策。

张通儒的思想根源主要与早期生活的地区有关。上文讲到张通儒早年间生活于河朔地区，所以应当深受河朔地区观念的影响。关于此点，笔者以为可以从幽州地域主义^[32]观念进行思考。关于此点已有前贤进行过讨论，吴光华认为幽州地域主义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形成，同时幽州边军和文职官吏存在着本土化趋势。^[33]冯金忠则对吴光华提出的幽州地域主义形成于安史之乱前的时间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是在安史之乱后，“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伴随着‘河北故事’的形成，河北地区的地方化最终发展为地域主义”^[34]。刘琴丽通过对房山石经题记的研究，认为“天宝以来，幽州军人在观念认同上，已经远离了朝廷，而更多地与地方政府发生联系”^[35]。“幽州军将头脑中的地方首脑观念，表现出其认同地方政府的心理以及强烈的地域主义观念，这一观念显然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割据统治。”^[36]李鸿宾认为中央王朝对于河朔地区的发展走向起着决定作用，当中央权力强大时，河朔地区便与其他地区一样为受管辖的州县，可一旦王朝控制减弱，地区内部的格局因素在胡风熏陶下会转变成分离行动。^[37]具体到张通儒家族，上文提到，其父张之辅两入河朔任职，均在当地收获了很高的人望。同时，其父担任沧州刺史时当地遭遇水灾，“公以奏报历时□艾，蒙袂请以一身之罪庶解万人之悬。乃开仓救之”^[38]。虽然墓志中的记载是为表现张之辅爱护百姓，可他在没有朝廷允许的情况下开仓救济，并且还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可以看出其在当地是有着较高的统治自主权，同时朝廷也是默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他是受制于向朝廷奏报历时可能过长才自行开仓救济，也就说明中央的权力是地方官员在行使自主权时不得不考虑的一点。由此可见这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地方化的表现，并未成为地域主义，此时仍是开元时期，按照吴光华的观点，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是安禄山被任命为河朔地区的节度使后的事情，所以安史之乱爆发时，当张通儒与张通幽两兄弟在中央均不受重用，选择回归地方依靠已经在地方形成割据势力的安禄山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点与安禄山的措施有关。“安禄山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建立并不断补充完善他的独立部队——‘父子军’。”^[39]此处的父子军是安禄山为了加强军队的凝聚力，采用了胡人收养子的习俗，以推恩信，“实质上就是力图恢复胡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40]。安禄山不光依靠着拟血亲方式维系部众，还依靠着物质赏赐进行维系。

《安禄山事迹》中有安禄山积累物资的记载：

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乱之资，已八九年矣。又每岁献俘虏、牛羊、驼马，不绝于路，珍禽奇兽、珠宝异物贡无虚月，所过郡县，疲于递运，人不聊生。^[41]

此前学者在研究这条史料时，通常按照史料字面的意思来考虑，认为这是安禄山为叛乱做好物质准备，却并未看到其实这些准备对于维系军队是有很大帮助的。护雅夫在对突厥的国家构造进行研究时认为参加政权的游牧氏族、部落，可以获得无数财富，同时还会保证只要他们不脱离政权便会继续得到财富，而这些财富便是帝国保持统一、维系内部凝聚力的纽带。^[42]比照着大燕来看，安禄山囤积大量财富必然有为之后打仗做物资准备的意图，但他还准备了大量的“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这些与其他战略物资不同，都是为晋升、赏赐官员准备的，而封赏官员也是政权维系其内部凝聚力的一种途径。所以安禄山在维护军队统一方面是做了物质准备的。具体到张通儒的情况来看，他在追随安禄山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财富，^[43]同时也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这些均与安禄山的统治策略有关。所以笔者以为张通儒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效力安禄山，最后在政权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接下来详细讨论张通儒在大燕政权中的地位变化与其作用。

（二）安禄山政权时期

在安禄山建立燕政权后，任命张通儒为中书令，达奚珣为侍中。其实这种人事安排很有趣，达奚珣此前于唐廷出任河南尹，在安禄山攻下东京洛阳后，“召河南尹达奚珣，使之莅事”^[44]。之后出任大燕的侍中，也被称为“左相”。安禄山所封的“左相”并不仅是一个人，在《旧唐书》中记载“受贼伪署左相陈希烈、达奚珣等二百余人并禁于杨国忠宅鞫问”^[45]。此处陈希烈也为左相。《资治通鉴》记载“禄山以希烈、垍为相，自余朝士皆授以官”^[46]。陈希烈与张垍均是攻破长安后投降的官员，由此可以看到安禄山应当是把左相的位置留给投降过来的唐廷高级官员，以此来起到收买人心的作用，“于是贼势大炽”。在攻破长安后，安禄山因未到长安，遂进行了一系列人事任命，“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使安忠顺将兵屯苑中，以镇关中。孝哲为禄山所宠任，尤用事，常与严庄争权；禄山使监关中诸将，通儒等皆受制于孝哲”^[47]。由这次的人事任命可以看到，张通儒的地位下降了，而在这次人事任命中，孙孝哲的地位却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上文提到，孙孝哲也是安禄山的心腹之一，而在《通鉴》中记为“及将军孙孝哲”，可以看到与张通儒受宠程度可能并不同。但到了镇守长安的人事任命中，虽然张通儒被任命为西京留守，但安禄山让孙孝哲监管关中诸将，其中特别提到张通儒等皆受制于孙孝哲，这样张通儒的地位明显低于孙孝哲了。史料中还提到孙孝哲与严庄争权，虽然“亚于严庄”^[48]，但严庄在安禄山身边的礼遇逐步下降，甚至“（安禄山）以疾加躁急，动用斧钺，严庄亦被捶挞”^[49]。最终导致严庄与李猪儿合伙杀掉安禄山。(www.xing528.com)

与孙孝哲于长安城中的活动有着对比的则是张通儒此时在长安的活动，史料当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根据上文张通儒此时受制于孙孝哲，所以过得可能并不如意，而根据张通儒之后的活动和其一贯性格，推测此时他的活动重心应该是落在对于长安城的管理上而不是卷入孙孝哲与严庄的斗争当中。因为在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后，“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50]。由此可见，长安及其附近区域的百姓无不盼望着唐军归来。这样的话，此时的长安城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对大燕的民间活动，而作为西京留守的张通儒此时应该是全力处理这类事件。

（三）安庆绪政权时期

安禄山被杀后大燕政权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唐军趁机迅速收复了大片领土，“王师乘胜至陕郡，贼惧，令严庄倾其骁勇而来拒。广平王遣副元帅郭子仪等与贼战于陕西曲沃，大破之于新店，逐北二十里，斩首十余万，伏尸三十里”。此时的安庆绪只有“疲卒一千三百而已”。这时张通儒的作用体现了出来，通过改相州为成安府，署置百官，不久“贼将各以众至者六万余，凶威复振”。^[51]在政权稳定下来后，因拥戴新帝的功劳，严庄此时成为大燕政权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庄为伪御史大夫、冯翊郡王，以专其政”^[52]。安庆绪趁着稳定之际开始打算除去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于至德二载（757）派遣阿史那承庆与安守忠一同前往史思明处，“因密图之”^[53]，这造成了安庆绪与史思明关系的破裂，史思明直接投降唐廷。而半年之后史思明却又反水叛乱。

到了乾元元年（758）九月，《通鉴》记载张通儒突然杀掉蔡希德，关于杀掉蔡希德的原因，史书中的记载并不一致。《资治通鉴》恰恰把这几种说法均列了出来，笔者对此一一进行分析。

第一种说法是《资治通鉴》采用的《实录》中的说法“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锐，而性刚，好直言，通儒谮而杀之”，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蔡希德因得罪张通儒而被杀害。但我们翻看史料并未找到蔡希德与张通儒两人有多少交集，而蔡希德是很优秀的将领，有勇有谋，张通儒也没有太多杀掉蔡希德的理由。第二种说法是《河洛春秋》记载“十月，蔡希德有密款归国，将袭杀庆绪以为内应。左右泄之，庆绪斩希德于邺中”。此种说法可以看到，蔡希德打算投降唐廷要谋杀安庆绪而被安庆绪杀害。第三种说法是《蓟门纪乱》，“史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谋策、果断、英武皆不及之。时希德在相州，为庆绪竭节展效，思明未敢显背。无何，希德为庆绪所杀，思明初闻，惊疑不信，及知其实，大喜见于颜色焉”^[54]。这种说法同样是蔡希德被安庆绪所杀，但却正中史思明下怀。综合三种说法，笔者推测，蔡希德应该是功高震主，使得安庆绪对自身地位产生了担心，便派张通儒杀掉蔡希德。至于第二种说法中蔡希德要谋杀安庆绪，这很有可能是给除掉蔡希德找的借口。而杀掉蔡希德后，“麾下数千人皆逃散，诸将怨怒不为用”^[55]。此时的大燕政权又陷入了飘摇状态。张通儒在其中的表现引起了笔者的怀疑，为何作为一个在政权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人，在杀掉蔡希德的过程中却受到了安庆绪的利用呢？他难道不知道杀掉蔡希德对安史政权的危害么？自己辛苦稳定下来的政权很有可能如《河洛春秋》中所记“庆绪既杀希德，始有土崩之兆矣”。这一切的答案，笔者推断应当与张通儒此时所处的政治立场有关。考虑到大燕政权的处境，安庆绪又碌碌无为，张通儒也不像此前那样受重用，所以他应该有新的政治抱负，杀掉蔡希德正好为史思明登基铲除一个障碍。从他接下来努力促使安庆绪与史思明两人见面也可以看出，张通儒此时是希望拥戴史思明作为大燕政权的新皇帝。

在乾元二年（759）三月，安庆绪收完郭子仪的军粮后，叛军内部关于是否要与史思明见面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是孙孝哲与崔乾祐两人极力阻止安庆绪与史思明见面，另一方面则是张通儒与高尚极力促成两人见面。前文提到安庆绪与史思明关系已经破裂，此时史思明势力壮大，此次见面无疑是要安庆绪臣服于史思明。最终安庆绪让张通儒等人先行前往。但张通儒到了史思明处，安庆绪并未过来，史思明便派人催促，不得已，安庆绪“乃遣（安）太清上表称臣于思明，请待解甲入城，奉上玺绶”。但史思明最初却表现得比较谦虚，这正中安庆绪下怀。而当安庆绪要求“歃血同盟”，史思明也同意了。可是没想到这只是史思明欲擒故纵的把戏，当安庆绪到了史思明处后，“思明忽震怒曰：‘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即命左右牵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皆杀之”^[56]。这样便把安庆绪一伙人一网打尽，并且对张通儒等人进行了封赏，这也印证了张通儒此前已经投靠了史思明的推断。有一点需要注意，在这次政变当中，史思明把高尚也一同杀掉。在前文中，高尚是与张通儒一同劝安庆绪与史思明相见的人，为何高尚也被杀掉呢？笔者以为，这与高尚政治投机者的身份有关，高尚作为安禄山的谋士，力劝安禄山叛乱从而得到安禄山的重用，在安禄山被杀后与严庄共同扶植安庆绪为帝，其中很难说高尚没有参与到谋杀安禄山的政变当中。而这次高尚又想通过安庆绪与史思明的见面为自己谋求下一个关键的职位。这点与张通儒并不一样，从上文叙述可见，张通儒一直为大燕政权的稳定进行工作，并没有卷入政治斗争太深。所以史思明为了稳定政权，杀掉高尚便可以理解了。

（四）史燕政权时期

在史思明杀掉安庆绪之后，政权内部并未发生太大动乱，史思明“欲遂西略，虑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引兵还范阳”^[57]。张通儒便跟随史朝义一直留守范阳。根据李碧妍的观点，“从《蓟门纪乱》的描述看，这些因为禄山旧臣而享有极高官品的将领实际上并无实质的军事执掌权。或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早被史思明解除了兵权”^[58]。笔者以为李碧妍的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根据后面对于张通儒在政变中的作为，张通儒应该是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和威望的。到了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史朝义杀害，张通儒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政变当中。直到二月，爆发幽州兵变，史朝义“密使人至范阳，敕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59]。而张通儒也在动乱中被杀害。关于这场兵变，吴光华认为“史朝义杀其弟史朝清本为政权的争斗，与杀胡羯这件事初看似无甚关联，然深究其源，实为胡汉之冲突”^[60]。他的死因，史书记载中也多有出入。《通鉴》记载为“其党自相攻击，战城中数月，死者数千人，范阳乃定”。其中死者自然包括了张通儒，但却没有明确说张通儒是如何被杀的。在《实录》中记载为“伪范阳留守张通儒知有变，遂引兵战于城中。数日，战不利，死者数千人，通儒被斩于乱兵中”。这条记载与《通鉴》中的观点最大的区别在于《通鉴》中明确说出张通儒是受到史朝义的指派去杀掉史朝清，而《实录》中则只是写到张通儒知道爆发兵变，具体的立场并不清楚。《蓟门纪乱》对此事记载最为详尽，其中提到“通儒将入，潜令康孝忠从数十人持兵诣饮处，驰取其马，闭于城南毗沙门神之院。通儒与鞫仁领步兵十余人入其日华门，伪皇城留守刘象昌逢之，惊问其故。通儒顾左右斩之。俄而朝兴腹心卫鸣鹤又问，亦斩之”。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到张通儒是在断绝史朝清的退路，并杀掉有可能向史朝清报告的人。“通儒立白旗招朝兴（清）之党，降者舍罪，复官爵……朝兴犹从十余人接战，弓矢所发，无不中者，中者皆应弦没羽。通儒军披靡，所伤者数十百人，退出子城外。人不知甲兵之故，皆惶恐潜匿。通儒于城门拒战良久，日已云暮，朝兴众寡不敌，走匿城上之逍遥楼，遂失其所”。此处是张通儒与史朝清发生了直接的对抗，并且最终消灭了史朝清，“通儒收朝兴党与，悉诛之”。但最后，张通儒被史朝清的爱将阴谋杀害，“于是如震、万年领其部曲百余人入子城，斩通儒于子城南廊下，城中扰乱；又杀其素不快者军将数人，共推伪中书令阿史那承庆为留守，函通儒等首，使万年送洛阳，诬其欲以蓟城归顺”。^[61]至此张通儒的一生也就宣告结束。

从上面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张通儒是听从史朝义指挥的将领，但如果联系上文中张通儒与史思明的关系，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依附于史思明的将领此时又接受史朝义的领导呢？史思明被史朝义杀害，按照正常情况张通儒应该不会受到史朝义的信任，但张通儒却被史朝义指使去杀史朝清，那张通儒的政治立场究竟为何？按照吴光华的解释，史朝义代表着大燕内部的汉族势力，而史朝清则代表着胡族势力，按幽州兵变表现的话，张通儒听命于史朝义，也就成了汉族势力的代表。如果从族属来看的话，张通儒这样做也很合理，但考虑到张通儒跟随安禄山后又跟随史思明，吴光华认为“安禄山为西域胡人，自然含有亲胡人而排斥汉人的意味”^[62]。但看张通儒与安禄山的关系，并不好判断张通儒与大燕的汉族势力或者胡族势力的关系程度，所以笔者以为吴光华把幽州兵变看成是大燕内部的胡汉之争是有待商榷的，笔者倾向于把这场兵变看成是权力的争夺，毕竟范阳仍是大燕的根基所在，史朝义僭伪必然需要巩固根基，所以发动幽州兵变杀掉最大竞争对手史朝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张通儒在其中的角色仍是一位忠实于政权的将领，其政治立场并不是倾向于某个领导者，而是对政权保持忠心。由幽州兵变可以看到在大燕晚期，内部斗争已经十分激烈，父与子、部下与上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这也促成了安史叛军的最终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