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钟走到了文宗大和九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先是这年七月，郑注突然发难，告发宋若宪曾为李宗闵求宰相的事情，文宗大怒，“幽若宪于外第，赐死。若宪弟侄女婿等连坐者十三人，皆流岭表”[49]。紧接着就是甘露之变的爆发，德宗时期开始形成的内外廷并行的政治秩序至此彻底被打破了。如果说宋若宪被幽杀，郄玄表还可以避身世外的话，那么甘露之变后，原有的中枢政治权力格局完全被颠覆，文宗基本被软禁，外廷的士大夫也被排斥出权力中心，两军中尉成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对于郄玄表来说，他之前除了依靠皇帝的宠信外，同时依靠着外廷的士大夫、内廷的宋氏姐妹集团，而此时这些条件全部消失了，掌握权力的宦官崇信佛教，对于祈求长生的道教并没有太大的热情。此时郄玄表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站在文宗和士大夫这边。
大和九年十一月的甘露之变后，“政在宦竖”，以仇士良为代表的两军中尉基本控制了中央政权，宰相不过是拱手行文书而已，这样就引起了一部分外廷文官的不满，令狐楚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甘露之变发生的当晚，文宗急诏令狐楚入宫草诏，并想让其出任宰相，令狐楚随即提出将王涯、贾餗由内廷的神策军手中转交外廷进行审理，同时在起草的诏书中为王涯、贾餗喊冤，“叙其罪状浮泛”，“指其罪不切”。因为令狐楚的这种不与宦官合作的政治态度，宦官集团否决了文宗提出让其再次出任宰相的要求。第二年（开成元年）三月上巳节的宴会上，令狐楚再次提出希望能够收敛埋葬王涯、贾餗等人的尸体，“上（文宗）惨然久之，命京兆收葬（王）涯等十一人于城西”，这种公然维护甘露之变当事人的态度，自然引起仇士良等宦官的反感，所以之后仇士良又“潜使人发之，弃骨于渭水”[50]。四月二十日，在长安最繁华的东市附近亲仁坊的回元观中，一块钟楼铭被竖立了起来。此钟楼铭是令狐楚应郄玄表的要求所写，庆祝回元观的新钟楼落成。[51]在唐代的道观中立钟楼铭本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这个时间点却异常敏感，因为第二天（四月二十一日）就是六个月前发生甘露之变的日子，而钟楼铭中又有“虽三涂六趣之中，亦当汤火沧寒，拲梏解脱”这种在为死者祈祷的话语，再联系到令狐楚之前提出的收埋王涯等人尸体的主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立此碑铭的意义和目的不言而喻，显然是为王涯等人所立。尤可注意者，此碑的书丹者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柳公权，刻工则请了著名的御用刻工邵建和，能请到令狐楚、柳公权、邵建和这样的一流人物，一方面体现了主事者（左街）道门威仪、麟德殿讲论大德、赐紫的郄玄表作为“玄门领袖”在长安的影响力之大；另一方面，文宗的影子也在背后若隐若现。仇士良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当然嗅得出这背后隐藏的潜台词，他们的反击迅速而激烈，几天之后，令狐楚转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被迫离开了长安。然而此时长安的政治气氛依然紧张，仇士良等宦官仍然怀疑文宗有重新夺取禁军兵权的打算，导致“人情忷忷，士民不敢解衣寝者数日”，最后由文宗和宰相李石当面亲自向仇士良作了解释，紧张的局势才逐渐平息。[52](www.xing528.com)
此后一直到开成五年去世为止，文宗始终活在仇士良等宦官的控制下，而郄玄表恐怕也不会被宦官所喜，只是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我们只能凭借其徒弟玄济法师墓志中的只言片语来勾勒郄玄表最后的时光。[53]玄济法师俗名曹用之，根据墓志可知，出生于元和四年，十二岁“恩赐官度”，正式成为道士，之后参加了兴唐观的道学会。文宗时“升为大德”，对于玄济此后的经历，墓志中只是简单写道“于是复诣通玄先生（即郄玄表），受洞玄等法”[54]，然后就突兀地跳转到了宣宗朝，似乎武宗朝不存在一样。然而众所周知，武宗狂热地崇信道教，车驾曾几度亲临兴唐观，[55]但是郄玄表师徒在会昌年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丝毫不见踪影。究其原因，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仇士良等人在会昌年间仍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和武宗个人的性格喜好有关：武宗“颇好神仙”，喜欢的是赵归真那样的技术型道士。同时武宗本人性格比较奔放，虽然将国事基本交给李德裕，但内心并不喜欢同士大夫交往，对郄玄表那样类似士大夫的政治型道士恐怕也没有太多的兴趣。[56]在此情况下，郄玄表也只能退而教授玄济这样的徒弟，也许此时他已经离开了兴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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