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纶和郄彝素这次会面的几年后，卢纶和韦渠牟相继离开了人世。[23]在韦渠牟去世四年后的贞元二十一年，前半生意气风发、后半生小心谨慎的德宗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此后顺宗和宪宗相继即位，斗转星移，时间转眼就到了元和六年。
郄彝素这十几年的经历一如其在三教论衡中的表现一样低调，不像另一位内供奉鉴虚法师那样招摇，以至于我们在文献中找不到太多的痕迹。这种低调显然是刻意为之，从中我们可以嗅到郄彝素已经很透彻地理解了当时内外廷政治的运作模式。[24]在外廷，他不仅与权德舆这样曾经的旧友、现时的权贵保持联系，同时也和令狐楚这样的后起之秀建立了交往。在内廷，虽然道教祈求长生对于宦官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但是郄彝素与当时内廷的另一股重要力量——信奉道教的宋氏姐妹保持了若隐若现的联系。同时，他在长安的道教界广结善缘，与吴善经、柳泌等同时期的道士保持了友好的关系，避免了同行的嫉妒。正是因为能够与各方保持很好的联系，同时自身又十分低调，郄彝素才能够从容地游走于长安的内廷与外廷之间。反观鉴虚，虽然也曾烜赫一时，但是为人太过张扬，“厚自奉养、昼服布褐、夕御织丽、略无僧行”，终于引起外廷某些士大夫的不满。元和八年，在卢纶的好友薛存诚的坚持下，牵扯到杜黄裳受贿案的鉴虚最终被处死，即使包括宪宗本人在内的“中外权要”都想免他一死，也无能为力。
贞元十二年三教论衡后的十几年中，权德舆也是几经宦海沉浮，终于在元和五年成为了唐帝国的宰相，从此不仅是文坛领袖，同时跻身政坛权贵。权德舆的父亲权皋是一代名士，去世很早，所以其父亲的友朋辈对他十分照顾、百般提携。权德舆十几岁即已成名，年轻时所交往的朋友往往年纪在其之上，此时虽贵为宰相，环顾四周，往日的朋辈大都凋零殆尽，想必心中自有一番感慨。恰好此时，旧相识郄彝素请他为兴唐观撰写钟铭。众所周知，唐代文士为道观或者佛寺撰写钟铭是很常见的事情，赫赫如睿宗、玄宗也都曾以帝王之尊为道观写过钟铭。只是权德舆之前虽然单独给道士或者僧侣写过墓志铭，却并没有给佛寺或者道观写过类似的铭赞，所以这是权德舆文集中唯一一篇为道观所写的铭赞。
从这篇权德舆所作的题为《兴唐观新钟铭》中可以知道郄彝素当时的身份是兴唐观观主、道门威仪、太清宫供奉。[25]唐王朝国号为“唐”，兴唐观顾名思义为“兴唐”而建，全国的兴唐观并不止一所，长安的兴唐观始建于开元十八年，位于大明宫一街之隔的长乐坊西南隅。长乐坊“北拒禁城”，与大明宫隔街相望。[26]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唐代的道观“每观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网统众事”，可知观主是道观的行政负责人，像兴唐观这样属于国家的道观，任命观主往往由官府决定。“威仪”则是唐代佛教、道教中常见的行政职务，佛寺、道观中都有威仪。“道门威仪”则是唐代道士所能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如代宗时期的著名道士申甫就担任过“道门威仪”。从贞元中开始，德宗设置专门的左、右街功德使，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这样佛教僧录和道门威仪也相应改成了左、右街僧录和左、右街道门威仪。德宗还让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兼任左、右街功德使。宪宗元和二年以后成为定例。郄彝素担任的可能是左街道门威仪，权德舆行文时省略为“道门威仪”，也是唐人常见的习惯。[27]太清宫位于长乐坊南边的大宁坊，是唐代道教进行国家祭祀的场所，太清宫使例由现任宰相中的首相兼任。[28]担任太清宫供奉，说明郄彝素能够参加太清宫的各种国家级的醮斋活动。[29]也就是说，郄彝素此时可以与内廷的神策军左军护军中尉如彭献忠，外廷兼任太清宫使的宰相如杜佑直接进行沟通。
开元天宝是唐代的盛世，长安的大小各种道观纷纷拔地而起，个个修建得富丽堂皇。[30]但是这些道观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的占领和朱泚的反叛后，大多已经破败不堪了，如永崇坊的龙兴观，安史之乱前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安史之乱后则长期湮没无闻。文宗大和八年，刚从江南来到长安的邓延康眼中所见到的龙兴观，仍然还是“坛宇芜圮”，呈现出一片破败的景象。[31]我们知道，在一个道观中，钟是非常重要的法具，《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就强调：“凡钟者，四众所会，六时急务，此器若阙，则法集乖轨。”[32]元和六年兴唐观用的钟仍然是七十七年前（开元十八年）建观时所铸的钟，而此钟早已经“嗄缺毁弃”，可见兴唐观确实已经衰败不堪了。所以此时出任观主的郄彝素凭借自己在长安的声望，借助“上士仁人”的力量，重新为兴唐观修建了一口新钟。(www.xing528.com)
这只是兴唐观复兴计划的第一步。两年之后，宪宗又“命（左军）中尉彭中献（献忠）修兴唐观，壮其规制，北拒禁城，开复道以通行幸”，兴唐观本来位于长乐坊的西南隅，这时不仅得到了重修和扩建，而且和北面的大明宫之间架起了一座复道。修完复道之后，宪宗意犹未尽，先以“内库绢千匹、茶千斤为兴唐观复道夫役之赐”，“又以庄宅钱五十万、杂谷千石充修斋醮之费”。显然郄彝素这次重修兴唐观，不仅得到了长安士大夫们的帮助，也得到了宪宗皇帝的特别支持。可能考虑到兴唐观已破败不堪，之前道教方面的书籍和画像恐怕也已不复存在，几个月后宪宗又“内出道教神仙图像、经法九舆以赐兴唐观”。因为有复道相通，可以很方便地出入大明宫，所以兴唐观也变成了宪宗的“行幸所在”，后来宪宗将其特别宠信的山人柳泌也安排在兴唐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33]可见郄彝素当时应该颇得宪宗欢心。恐怕正是因为宪宗的重视，权德舆才愿意以当时文坛盟主兼宰相的身份尊称其为“郄尊师”，夸赞其为“道流龟龙”。
值得注意的是，从元和六年到元和十三年，担任左街功德使之人一直是神策军左军护军中尉彭献忠，他从德宗建中三年入宫，作风也是一贯低调，与其前任吐突承璀招摇过市的形象完全不同。[34]在重修兴唐观这件事上，郄彝素与其配合得非常默契，并没有发生元和四年吐突承璀盛修兴唐观东侧的大安国寺后，欲使李绛为碑文，李绛不肯，宪宗盛怒之下命人用百牛将已经竖好的碑曳倒这样不愉快的事情。[35]
兴唐观临近大明宫，地理位置十分优渥，在开元中曾经一度兴盛无比，但安史乱后便一直籍籍无名，在文献中不见踪影，直到元和中郄彝素出任观主之后才又重新兴盛起来，在他的经营下逐渐成为了中晚唐长安城中一座举足轻重的道观。[36]虽然我们不知道郄彝素的具体卒年，但是宪宗元和之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也许在元和后期他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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