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都城景观与新政治秩序的建设

唐玄宗通过拆毁旧有都城景观摆脱旧政治格局之同时，通过营建全新的都城景观，营造新的政治秩序。与拆毁集中在东都洛阳不同，唐玄宗开元时期都城景观的营建主要在京师长安与北都太原。

长安自李唐建立便是王朝都城，是李唐王朝的代表象征。武则天时期，为革唐建周之便，将政治中心移至洛阳，但长安的京师地位并未改变。唐中宗上台之后，作为李唐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王朝政治中心再返长安。唐中宗、唐睿宗时期，长安城市景观并未出现较大变化。但唐玄宗上台之后，对长安城市景观作出了重要调整。具体到开元时期，长安城内最主要的新建景观便是兴庆宫。《册府元龟》对兴庆宫的营建有如下记载：

开元二年七月，宋王成器等累上表，请以兴庆旧里宅为宫。乃下制曰：朕昔与弟兄，联居藩邸，虔奉圣训，遂膺昌期。尝思鄠杜之游，颇有芒砀之气。王等固陈符瑞，取则不远，拟备巡幸，推而勿居。虽府在京师，亦同于谯沛，式遵故事，宜依今请，遂以兴庆里旧邸为兴庆宫（初帝在藩邸，与宋王等同居于兴庆里，时人号曰“五王子宅”。至景隆（龙）末，宅内有龙池涌出……至是为宫焉）。^[40]

可见，兴庆宫位于兴庆里，本唐玄宗为王之时与兄弟共居之旧邸。开元二年七月在李成器等宗室诸王表请之下，改建为兴庆宫。其实，早在建宫之前，唐玄宗便已开始塑造兴庆旧邸的龙潜形象，利用的空间便是龙池。龙池又称隆庆池、兴庆池、五王子池，此池“本是平地，自垂拱、载初后，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后又引龙首渠支分溉之，日以滋广。至神龙、景龙中，弥亘数顷，澄澹皎洁，深至数丈”^[41]。中宗时，望气者云此池有天子气，所以“中宗数行其地，命泛舟以驰象，踏气以厌之”^[42]。中宗的压胜活动，让王气之说得到官方认可，兴庆池由之成为具有帝王符命象征意义的重要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元二年闰二月，唐玄宗“诏令祀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43]。由时间前后可知，李成器等人请宅为宫，当是此次龙池祭祀活动的续篇。(www.xing528.com)

兴庆池何时改称龙池，史料记载不详。《长安志》云：“或见黄龙出其中，本以坊名为池，俗呼五王子池，置宫后谓之龙池。”^[44]但由上文可知，龙池之名，明显早于兴庆宫之建，《长安志》所说不确。就目前所见史料而言，直至中宗景龙四年（710），龙池仍名隆庆池。^[45]隆庆坊改称兴庆坊是在玄宗即位后，避“隆基”之讳而改。龙池又由兴庆池改名而来，因此，龙池之名当为玄宗即位后所改。^[46]兴庆池凝聚王气，“隆庆”与“隆基”均有“隆”字，“龙”又与“隆”谐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又是天子的代表象征。名讳符瑞与政治谶语的结合，无疑是玄宗可资利用的绝佳政治资源。其实，玄宗即位之初，由于急需树立权威，对于应其名讳的政治符瑞，多有关注。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上武则天时期制造的九鼎铭文，其中蔡州鼎之铭文为武后亲撰，由于铭文最后两句是“上玄将鉴，方建隆基”，从而被认为是玄宗受命之符，并宣付史馆。^[47]所以，龙池名称改变的背后，很有可能是玄宗利用瑞谶寻求其统治正当性。^[48]

李成器等人在玄宗祭祀龙池之后，主动申请让出宅邸，当是顺应玄宗意图之举。如所周知，李成器乃唐睿宗长子。文明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之时，他曾被“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49]。从皇太子到皇孙的经历表明，李成器实为时人眼中睿宗天下理所应当的继承者。唐隆政变之后，睿宗再次登基，由于李隆基功勋卓著，储君人选的确定出现两难局面，史称“时将建储贰，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50]。最终在李成器的恳切推让之下，睿宗决定立李隆基为太子。因此，即便李隆基储君之位甚符时望，但也是在兄长成器的主动推让之下，方能顺利成为现实。诚如李隆基自己所言：李成器乃“朕之元昆，合升王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略，定宗社之阽危，推而不居，请予主鬯，又承慈旨，焉敢固违。不然者，则宸极之尊，岂归于薄德”^[51]。易言之，李成器的谦让实乃玄宗权力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兴庆宫的营建在李成器为首的诸王请求之下获批，无疑在具有神秘色彩的龙池瑞谶之外，为玄宗的统治地位提供了更加实际有效的现实支持。因此，兴庆宫的营建，与洛阳城市景观的拆毁，不仅时间相近，而且目的相同，都是玄宗即位初期，树立个人统治权威的措施。

如果说长安城内兴庆宫的营建，是玄宗在树立个人权威，那么李唐王朝龙兴之地——北都太原城内起义堂碑的树立，就是玄宗在为自己的统治寻求更为重要的合法性源头。早在先天年间，晋阳尉杨相如便上疏：“臣诚以为宜效太宗，去邪佞之士，进忠贤之人，与之讨论诗书，谈议得失，以见先古之成败，以较当今之可否，行其所长，弃其不善，如此则朝廷无僻谬，国政必清平矣。”^[52]希望玄宗的治国理政能够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榜样。随着开元初年政局渐趋稳定，玄宗君臣以“贞观故事”为理想模型的治国理路渐趋成型，总结贞观之治经验，复行贞观之政，成为开元君臣的共同目标。^[53]因此，追忆包括太宗在内的李唐先祖事迹，向先祖寻求权力支持，便成为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求。在此背景之下，开元十一年，唐玄宗北巡并州，恢复并州在神龙年间被降级的都城地位，重置北都。重置北都之因，玄宗于《并州置北都制》中有所表述：“我国家以神武圣德，应天受命，龙跃晋水，凤翔太原……今王业正兴，宫观犹在，列于边郡，情所未安。非所以恢大圣之鸿规，展孝思之诚效。”^[54]可见在玄宗心中，经过自己十年左右的勤勉执政，李唐王朝再现王业兴盛之貌，宜乎重新强化太原龙兴之地的形象象征。玄宗此举以回忆先祖功业为名，行肯定开元治绩之实，同时也是在通过追溯李唐政权龙兴历史的方式，为现世统治寻求来自先祖的合法性支持。为此，玄宗御撰《起义堂颂序》，在太原城晋阳门街立起义堂碑，^[55]并声势浩大地观览晋阳宫，赋诗《过晋阳宫》。在《起义堂颂序》中，玄宗将李唐祖业上溯至皋繇，并且“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复旧业，睿宗新景福”^[56]。在玄宗构建的王朝传承谱系中，不仅没有武则天一席之地，还以复兴之功归于中宗，去武周化、重塑李唐正统化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过晋阳宫》则言：“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57]以北幸之机缅怀先祖功业之意溢于言表。起义堂碑位于太原城主要街道之上，成为展现李唐权威的全新景观。^[58]晋阳宫位于太原城内，^[59]也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景观，由于驾幸之日，“传呼大驾来，文物如云从。连营火百里，纵观人千重”^[60]，无疑也是塑造李唐“集体记忆”的重要场合。新景观营建与旧景观游览的背后，无疑是玄宗营造王朝新秩序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