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元年（712）七月，唐睿宗李旦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玄宗上台之初，并未彻底掌握权力。太上皇李旦不仅“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而且“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16]。不仅如此，李旦的妹妹、也就是玄宗的姑姑太平公主由于在神龙政变、唐隆政变中具有安定唐室之功，颇具威权，干预朝政。早在玄宗还是太子之时，太平公主便已与之展开权力争夺。史称“玄宗为太子监国，为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窃威权，太子忧危”[17]。太平公主甚至以玄宗非嫡长为由，企图改立太子。玄宗即位之后，太平公主权势不仅未见收敛，反而达到“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18]之程度。先天二年七月乙丑，太平公主与尚书左仆射窦怀贞等“同谋，将议废立，期以羽林兵作乱，帝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等，定计诛之”[19]。诛杀太平党羽次日，太上皇李旦下诏宣布：“自今军国政刑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20]玄宗至此方算稳住帝位，完全掌握王朝大权。
先天政变后第九天，即七月甲戌，唐玄宗便下令销毁天枢，调整东都洛阳城市景观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天枢之外，唐玄宗在东都洛阳销毁的建筑景观还包括韦后颂德石台、武则天拜洛受图坛及碑文、显圣侯庙、明堂上层。天枢始建于武则天延载二年（695），坐落于皇城正南门端门外之广场。[21]韦后颂德石台则位于天枢之北。[22]武则天拜洛受图坛及碑文、显圣侯庙则位于“洛水以北，中桥之左”[23]。洛阳有旧、新两座中桥，武则天时期的中桥，系高宗上元二年（675），司农卿韦机移置之新中桥，位于“安众坊之左，南当长夏门街”[24]。明堂位于宫城之内，系武则天于垂拱三年（687）将宫城正殿乾元殿毁弃之后，在其基础上所建。[25]这些建筑景观集中位于皇城正南门端门，经宫城正南门则天门，至宫城正殿乾元殿所在的礼仪景观轴线之上。拜洛受图坛及碑、显圣侯庙虽然不在定鼎门—端门—则天门沿线，但《旧唐书·礼仪志》载：
则天垂拱四年四月，雍州永安人唐同泰伪造瑞石于洛水，献之。其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于是号其石为“宝图”……其年五月下制，欲亲拜洛受“宝图”。先有事于南郊，告谢昊天上帝……改“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封其神为显圣侯……改嵩山为神岳，授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天中王，禁断刍牧。其天中王及显圣侯，并为置庙……至其年十二月，则天亲拜洛受图，为坛于洛水之北，中桥之左。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在僚、蛮夷酋长，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兽，并列于坛前。文物卤簿，自有唐已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礼毕，即日还宫。神都父老勒碑于拜洛坛前，号曰：“天授圣图之表。”[26]
按照上引史料提供的线索可知，拜洛受图坛、碑等建筑位于武则天南郊祭天的礼仪路线之上，实属武则天重点打造的政治景观之一。上述景观不仅位置集中，而且大多规制宏丽，极富视觉冲击力。其中天枢“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石镵怪兽环之。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修建动机为“纪太后功德，以黜唐兴周”。[27]明堂则“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28]，其营建动机更是“主要为武周革命服务”[29]。因此，这些位于洛阳城礼仪轴线之上、形制伟丽、规模宏大的建筑景观群，均为武则天出于服务政治革命之目的，刻意营建的“纪念碑性建筑”[30]，是武周权威塑造的重要视觉载体。(www.xing528.com)
唐玄宗对洛阳城市景观的调整，主要针对武则天全新打造的景观体系。由于这些景观是武周政权不可或缺的政治象征符号，对其进行拆毁无疑也在传递着强烈的政治信号。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记载：“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兆。”[31]将天枢的营建、拆毁与武周、开元时期不同的政治动向加以关联，应该代表了时人眼中对此事件的普遍认识。因此，有学者将唐玄宗对洛阳城市景观的调整，视为开元新政治秩序重建中的一环，认为“在洛阳北岸的景观改造，意图在削弱武周统治印迹”[32]，无疑是非常准确的。此外，结合韦后颂德石台一并被销毁的举措来看，荡除武则天以来女主干政的政治氛围，应亦是唐玄宗的重要动机之一。
武则天、韦后的共同特征是以女主身份干预朝政。韦后选择在天枢之北修建颂德石台，当是希冀利用武则天打造的礼仪轴线，进行政治宣传，塑造自己的政治地位。她甚至为了再行“则天故事”，与自己的女儿安乐公主共谋毒杀中宗。至于前文所言太平公主势力之嚣张跋扈，更是与武则天以来女主干政的风气一脉相承。清人王夫之有言：“公主之习于悍戾也，耳习于牝鸡之晨，目习于倾城之哲。”[33]言辞虽嫌偏颇，但却道出了耳濡目染于女性预政的政治风气，是太平公主积极营造自身权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唐代而言，女主干政之风导致的最大问题便是皇权旁落与储君不稳，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局动荡。高宗、中宗、睿宗三朝莫不如此。睿宗时，左补阙辛替否便曾感慨中宗统治时期，数年之间“再三祸变，享国不永，受终于凶妇人”[34]，直指女主干政导致王朝变故。汪篯、许道勋等学者则通过统计指出，从神龙元年正月到先天二年七月，仅仅八年半的时间，便发生了七次宫廷政变，其中多数与朝中女性掌权者有关。[35]在此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李隆基，对“女子之祸”[36]深有感触，加上自身与诸多女性斗争博弈的政治经历，尤其是太平公主对其政治权威的一再挑战，让他对女性活跃于政坛的现状非常不满。郑雅如在有关上官婉儿之死的研究成果中，认为上官婉儿本非唐隆政变的诛杀对象，她被杀的关键正在于李隆基强烈反对女性参政的政治态度，[37]这说明李隆基对女性参政的否定态度早已有之。不仅如此，历经“宝位深坠地之忧，神器有缀旒之惧”[38]的李隆基意识到，必须尽快巩固皇权，方能结束政局之动荡局面。上述政治立场加上来自太平公主的强大压力，当是玄宗在先天政变胜利仅仅九天后，便下令销毁天枢，并在正式销毁之时，将韦后石台一并销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开元时期洛阳都城景观的拆毁，宣告的不仅是武周政治遗续之终结，而且是唐代女性参政这一政治风气之终结，[39]而这些终结指向的都是玄宗即位之初塑造自我权威、稳定王朝政局的政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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