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已有史料可知，万年胜业王家自父辈移居京辇，凭依出色的经营能力，集聚财富，并顺时而为，以财富换取军中仕途。王宗自神策军校起家，其子弟又相继入职禁军，转迁藩镇，在晚唐五代的军事、政治中颇具影响力。
《旧唐书·王处存传》强调其父王宗“仕宦因赀而贵”。王宗之经历，与陈敬瑄类似，陈氏“少贱，为饼师，得隶左神策军”[20]。韩愈曾批评过洛阳留守兵有作坊市卖饼者，[21]是以陈敬瑄也并非特例。这说明，晚唐的商人，已突破唐初“工商杂类，无预仕武”，“三代商贾之人，亦不居官吏”的禁限。这种限制，韦贯之任礼部员外郎时，不与伎巧之类子弟入仕即是很好例子。《旧唐书·韦贯之传》：可见工商之类别立籍，律令禁入宦途。而王宗能通过寄名军籍，率其子弟走入仕途，则唐廷以沽贩充禁军的举措，为其提供了机会与途径。
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荫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执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既而疏陈忠义不宜污朝籍，词理恳切，竟罢去之。[22]
王宗如何“仕宦因赀而贵”，史无明言。但河阳节度使李泳自禁军的发迹或可资了解，《册府元龟》记载：
〔李〕泳本以市人发迹禁军，以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初任镇武节度，转为河阳，所至以贪残为务。特（恃）所交结，不果（禀）宪章。犒宴所陈果实以木刻彩缋之，聚敛无已，人不堪命遂至于乱。文宗开成二年六月，河阳军乱，数日方止。泳贬澧州长史。[23]
这都说明商贾的财富居间所起的作用。
整体而言，军事制度的变化、工商业的发展与唐中后期的财政危机，为商人入仕提供了契机。唐代中央府库与禁军对商人的钱资宝货的括掠数见记载。《旧唐书·刘希暹传》记载了代宗时宦官鱼朝恩在神策军北军置狱，神策都虞候刘希暹对富贾财富的掠没：
罗织城内富人，诬以违法，捕置狱中，忍酷考讯，录其家产，并没于军。[24]
中晚唐时，当军资匮乏之际，商人钱货时有被括助军。建中三年（782），德宗对河北藩镇用兵，府库不支时，即有人建议括商钱助军。《资治通鉴》卷227载：
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上从之。甲子，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25]
最终，计此次借商所得二百万缗。僖宗时，田令孜得宠用事，府藏空竭时，劝僖宗“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26]。
当然，富商巨贾为了寻求庇护与谋求更大利益与权力主动结合。他们有主动捐献财帛于政府，某些制度也为商贾创造了机会与政府机构接触。据史籍所载，元和十一年（816）八月，朝廷曾敕京城百司诸军诸使及诸道召人捉本钱。于是“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广求私利”[27]。
唐朝中后期，政府对钱财的需求加大，商人通过财力改变自己的意识，也提高了政治的意识。[28]无论在制度与观念层面，商人的地位均有所提升。[29]已有研究表明，唐前期入仕商人多是非正员的员外官、无职务不理事的散官及低级品官，而唐后期入仕商人通过出任高级正员职事官、使职幕职从而攫取了权力。[30]而当时京城的禁军在京召募市人[31]以及禁军势力带来的特权与利益，尤其为商人提供了机会。
王宗入神策军，还需自中晚唐的神策军召募与长安社会的关系、唐代中期以来商人的整体社会结构的状态中去探寻。由此更能明晰在四民的社会结构中，商人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神策军主体为天宝末设置于临洮磨环川的边防军，安史之乱后入援内地。唐代宗时，随鱼朝恩入屯长安，因时势入驻都城，成为禁军。[32]德宗时期完成一系列改造，且逐渐超越六军，成为影响唐代后期中央政局的重要军事力量。神策军左右两军分驻唐代大明宫内廷左右，成为权力维持与争夺的军事关键。加之京西北的神策诸城镇防御吐蕃、回纥，拱卫京城的安全，[33]可见神策军与长安城、皇帝的安全关系甚剧。据史料统计，顺宗继位时，驻扎长安城的神策军有6万人。[34]
故《新唐书》卷50《兵志》云：
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35]
当日神策军吏的地位之特殊，以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柳公绰杖杀神策吏，宪宗震怒，可知一二。[3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会昌五年（845）时的左右神策军言，“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已来，无人改夺国位”[37]。虽是由神策军中尉立场而言，也能体现中晚唐神策军与皇权的关系。故可知神策军地位之殊崇也是吸引富商巨贾入籍其中的原因。(www.xing528.com)
王宗能在唐懿宗时趁时而起，与贞元后长安富户挂籍军队的趋势有关，传曰王处存“世隶神策军”，商人本有市籍，唐初，曾竭力把士人与市籍隔离开来。然而，这条界限却因军功及科举制度，逐渐变得模糊起来。[38]古代社会传统，仍以仕途为上选。故资本积累足够时，商人往往乘时而起，跻入仕途。这成为科举制度之外，另一跻身仕途的方式。而对商贾而言，此途比科举更加快捷、便利。
开元时期，召募的实施，改变了兵员的身份限制，为商贾入禁军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尤其安史之乱后，禁军的召募开始市井化。《旧唐书·白志贞传》云：“皆以京沽贩之徒以填其阙。”[45]众多商贾子弟、城市居民、流动人口寄名中央禁军。[46]
自德宗以来，神策军乘时而起，位居中央禁军之右。神策军的建立与成长过程，决定其拥有一些特权。[47]不仅物质待遇优厚，且在升迁上有特权。据史籍记载，文宗“开成已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48]。许多节镇卫帅通过入仕神策军出镇地方，而神策军也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便利，甚至出现了债帅的现象。[49]
而京城高赀、豪强、商贾，为了避伇或者寻求突破身份限制入仕，往往投籍禁军。[50]禁军影占户口，在贞元时期问题突出，影响到京兆的行政，《新唐书·兵志》云：
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51]
因神策军得势，有司不敢比其籍，故给长安居人有可乘之机。唐长孺认为纳课户早见于玄宗时，且不止于禁军，更不限于神策两军，但是两军却是庇护纳课户的最可靠的场所。根本原因在于投军可以避役。[52]最严重时，影响京兆府县的行政管理，与京兆府县产生冲突。贞元末，时京兆尹杨於陵请置挟名敕，解决禁军影占编户的问题。“每五丁者，得两丁入军，四丁、三丁者，各以条限。由是京师豪强，复知所畏。”[53]但实际上，这一问题依然严重。历经重申，至元和才得以改善。《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敕下原注云：
自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挂籍，十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阛阓，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至是禁绝。[54]
穆宗长庆四年（824）三月制敕：
应属诸军、诸司、诸使人等，于城市及畿内村乡店铺经纪，自今以后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55]
要求禁军影占与京城畿甸百姓同样差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宦官对神策的控制，商贾常以财富贿赂内官，以窜名军籍逃避纳课。故《资治通鉴》云“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56]。而地方藩镇，纳货窜名同样存在。居于长安的王宗正借此机隶名神策军。
商人财富聚敛，加之制度的改变，带来地位的变化。[57]而唐代后期，军队对财富的追逐，促进了二者结合。元和年间，政府整治商人把钱“积藏私室”，但京城“高赀大贾者，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法竟不行”。[58]故禁军因商人而赢得财富，商人也因禁军的庇佑而获得贸易机会，并保障财富。故王处存之父王宗“善兴利，乘时贸易”，加速了财富的积累，“债帅”的出现说明财富在神策军将出镇迁转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地方藩镇亦如是，节帅收受商人献纳的财富后即为商人跻身仕途提供机会与便利。[59]“商贾、胥吏争赂藩镇，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60]王氏子弟后来在仕途上的进取即是明证。
唐高祖武德初，“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61]。高宗、武周申令限制商人服制僭越现象。而唐代后期，商贾的发展，已经凭借财富的积累、制度结构的变化，突破了律令法制的约束。尤其募兵制的变化，为商贾提升社会地位提供了便捷，长安隶军司的商贾，着紫衫。唐代传奇小说中出现的长安豪友，说明商人阶层开始突破等级制度的限制，与朝士往来接触。而神策军从居于长安的市民商贾中招募兵士，则由制度上突破律令有关市籍与服色的规定。[62]
而无论中央禁军还是地方军队的供军，也需要商贾的贸易助力。贾温因能默记群货，心计百利，得到曾任左神策护军中尉的马公推荐而总两市贾贸，不久竟然能增加军实十五万贯，酬以衙前正将。其长子元楚就军戎职，充兖州曲阜县尉，署右军衙前正将。[63]《夏侯昇墓志》记徐州：“募市人善贾者，署以显职，俾之贸迁贿货，交易有无。”[64]身处政治中心长安的商人，有更多机会凭借资本交结权贵，甚至荣登显位。元稹《估客乐》中“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便是对现实的提炼。窦乂因供军而厚结李晟，受长安东市、西市数个大商贾所托，以二万贯贿赂为其子弟谋官位。[65]借此我们或许能够透析具有兴利贸易之才的王宗在神策军中发迹的原因，王处存之弟王弘绍作为神策军粮料使极有可能也得益于贸易能力。
这些城市高赀、富户的加入，使得神策军再也无法拥有由地方入驻京城之前的战斗力。《新唐书·兵志》：“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故晚唐当京城、宫禁遭逢变故，往往是地方军镇奉君王。
王宗自神策军吏起家，累迁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因是“遥领兴元节度”，尚未出镇地方，所谓遥领兴元节度使，并不实际履职，故仍是京城为官。胜业王氏由京城禁卫军至任藩镇节度，自王处存始。
王宗因唐代军事实行召募后，禁军在京城中召募市井之民充任，而入籍神策军。又凭借神策军提供的优势，利用时势获取更大财富，并身居荣职，为其子弟在神策军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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