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幽州城的定位直接影响对其城市面积的估算。自20世纪以来，治北京史的学者一直致力于恢复唐代幽州城的城垣边界、坊市结构和乡村名称。1949年以前，学界已经基本确认：位于北平（京）市区西南隅的辽南京城即是唐幽州城，并无增筑或改建。侯仁之在其194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学术史进行过系统的清理。[3]1949年以后，学界也大多接受这一结论。据笔者所见，只有姚汉源认为辽南京在唐城基础上向东西各扩一里，但他主要探索度制转换，似乎并未举出辽南京对唐幽州城进行扩建的考古遗迹和文献证据。[4]
幽州城可能大致成长方形，[5]对其规模，史书记载略有不同。成书于宋太宗时期的《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称蓟城（唐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6]。这显然应该是晚唐五代而非宋代的调查结果。于德源发现《辽史·地理志》对南京“城方三十六里”的记载与《太平寰宇记》所记最为接近，当以为是。[7]因此，这样计算下来，唐代幽州城面积约合今12 平方千米。[8]
宿白将隋唐城址分为京城、都城和大型州府城。幽州被归入大型州府城的代表之一，因为金中都在辽南京（唐幽州城）东、西、南三面扩建，其遗址已勘探清楚，在金中都范围内，可以看到两种街道布局：坊里式和长巷式，后者分布在前者的东、西、南三面，表明是后来扩展的。宿白进而认为，幽州城当有16个坊的面积，与成都府城相类。若按他以每个标准坊面积为0．5平方千米来估算，[9]则幽州城面积当为8平方千米。
以上对唐幽州城面积的估算出现了较大差异。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辽南京城就是唐幽州城，但是对唐幽州城的具体范围的认识却不统一，这种分歧由来已久。[10]
唐景福元年（892）《重藏舍利记》载：“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11]此碑清初尚存（今仅存拓片），是目前存留下来的关于唐幽州城位置的最早的直接文献证据。唐代悯忠寺即是现在的法源寺（但规模远过之），位于北京西城区（原宣武区内）。所以，唐幽州城的东墙和南墙应该在今法源寺附近，这是学界共识。[12]1949年以前，关于东墙、南墙、西墙和北墙的具体位置，都存在不少争议，因为一方面没有进行考古发掘，一方面由于出土墓志资料尚少，墓志资料中记载的墓葬和幽州城之间的相对距离很难判断。侯仁之为确定幽州城北墙的位置，考证了两方墓志，一方墓志（即《卞氏墓志》）记载其在幽州城东北五里处，另一方墓志（即《仵钦墓志》）记载其位于幽州城正北五里，但两座墓，一座发现于西安门内，而第二座墓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校园内（今二龙路郑王府教育部院内）”，两处墓穴由东北向西南相距2．5里多，所以，侯仁之认为“这一明显的差距，使墓志上明确提到的数据失去了价值，进而导致北城墙的位置尚难以确定”[13]。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那波利贞、侯仁之倡导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他们记录下当时北平城的一些遗迹（土台），现在也荡然无存，所以其实地考察记录也已成为宝贵的一手资料；当时已注意利用出土的墓志资料来推测幽州城的城址，这都对后来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提示作用。
1949年以后，对幽州城城址研究有较大贡献的是赵其昌和鲁琪。今白云观以西曾有一个很大的土丘，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已经被破坏，但附近地面散落着很多战国时代的陶片，因此被认为是古代的蓟丘。[14]1974年春，赵其昌主持了白云观西遗址的发掘工作，发现了残城墙遗址。经过大面积考察，确认了以下几点：
第一，残墙南北墙略长，北端向东转，略短。城墙残址应是城的西北转角。
第二，根据转角处正中夯土之下的东汉墓葬结合西晋华芳墓出土地点和墓志所记距离蓟城的里数可以判断残城址所在为西晋蓟城，没有沿用前代城址，上起西晋，下至于唐，蓟城基址不变，而且前后相沿使用。
第三，“复原后的蓟城城内西北部地势较高，为一带丘地，残城址正位于丘地的西北部边缘上。特别是残城北墙之北，低洼现象更为显著。再略北即永定河引水渠道，原是利用旧河改造而成，这里已是土丘的最北部边缘了。”
第四，从法源寺之东、之南，作南北、东西线，与残城转角北墙之东西延伸线、西墙之南北延伸线相交，蓟城之范围，就更加清楚。[15](www.xing528.com)
赵其昌对白云观西遗址考古发掘的上述记录对于判定唐幽州城的城址范围具有关键意义。但是，关于这次发掘的情况，没有出具详细的考古报告，也并未在相应的学术期刊中发表，赵其昌仅在《蓟城的探索》一文中介绍了上述情况。该文曾收入《北京史研究》第一辑（也仅在1986年出了一版），复于2008年收入赵其昌的《京华集》中。恕笔者所见十分有限，在21世纪以前，此文似乎较少为学界所注意，至少笔者似乎未见到对该文此段论述的直接征引。[16]
绝大部分学者主要利用了1949年以后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所记的葬地，结合传世文献、实地考察来判断唐幽州城的方位和范围。鲁琪较早地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于1982年发表论文《唐幽州城考》，充分利用了1949年以降三十多年间北京地区陆续发现的唐、辽墓志，并注意和《旧唐书·地理志》《水经注》、明清方志等传世文献进行质证，从而大致确定了唐幽州城的四至。[17]该文的结论成为其他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基础。目前的研究进展大致如下。
东墙：今法源寺东侧的烂漫（面）胡同为唐幽州城东垣故濠，所以东墙应在“烂漫胡同稍偏西一点地方，东墙最北端在受水胡同”[18]。关于东墙的位置，学界意见近乎一致，不赘。
西墙：鲁琪指出，今自莲花池流出的莲花河，过甘石桥后向南流去，“似即为唐幽州城西垣之故濠”[19]。这一结论，学界似乎也普遍接受。但在表述西墙的具体位置时，则略有不同。1974年甘石桥北面北京钢厂院内出土唐大中九年（855）《侯氏墓志》。鲁琪对该墓志进行分析后认为，可以将幽州城西垣定位在会城门村之东侧一带。[20]于德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明确为“今白云观西土城台与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上”[21]。根据赵其昌主持发掘的白云观西遗址的位置，在地图上向南作延长线，即应是幽州城西墙所在。如今白云观西遗址已经荡然无存，2017年10月5日，笔者前往实地考察，采访了白云路西里的老人，据她（他）们所言，土丘遗迹约在今白云路西里19号楼、20号楼的位置上，[22]据此在百度地图上定位向南作垂直延长线，与于德源的定位比较接近。同日，笔者还沿着莲花河东侧路骑行，该河段笔直向南，由此，笔者对“似即为唐幽州城西垣之故濠”这一结论有了直接的观感，但按先前的定位，西城墙距离故濠“莲花河”有300多米，未知是否稍嫌过远？可能幽州城墙未必为规则方形，于此处城垣可否有向西凸出？莲花河如为西垣故濠，将西墙暂定位于莲花河东侧路稍东一点的南北直线上，是否更加合适？
南墙：鲁琪将南墙定位在“白纸坊东西街至姚家井一带”[23]。《北京考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也据鲁琪的考证，将南墙定位在“大致在白纸坊东西街一带地方”[24]。对此，于德源有不同看法，认为“唐幽州城南垣应在白纸坊东大街以南、姚家井以北的里人（仁）街一线”[25]。他们使用的史料几乎完全一致。于德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主要因为按照南墙在白纸坊东西街一线，则“复原后的城址东西宽、南北窄”，与幽州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的记载不一致。[26]前文已述，于德源认为《太平寰宇记》的这个记载是准确的，所以可能预先作了“根据墓志复原出来的城址范围应与文献记载相符”这样的假设。而2006年探测到的唐代古河道在白纸坊桥南大致呈东西向分布，据此幽州城墙南垣应该在白纸坊东西街以北而不会在街南。[27]
北墙：侯仁之早就指出出土墓志所记距离幽州城的里数有抵牾，故而北墙的位置难以确定。[28]鲁琪从文献上解释了这种抵牾。西安门内出土的《卞氏墓志》（贞元十五年，799年）记载葬地在幽都县东北五里；而二龙路教育部院内出土的《仵钦墓志》（咸亨元年，670年），也记载葬地在城东北五里之平原，而这两地虽然相距较远，但两方墓志的年代相差一百多年，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统治，幽州城因军事需要已较唐初发生变化。《仵钦墓志》是较少甚至可以说是罕见的安史之乱以前的幽州墓志，鲁琪所引用的纪年墓志，除此之外皆属安史之乱以后（9世纪末以降）的。于德源基本承袭了这一看法，认为幽州城北城墙在这120多年间有改动。[29]可是这样一种看法显然和赵其昌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情况矛盾：考古发掘证明西晋至唐代（甚至辽代）的蓟城北城墙从未改动。[30]当时（1982年）赵其昌关于白云观西的发掘情况尚未发表，鲁琪虽然注意到一些可能是考古的证据，但从其论述中可见其语气并不十分肯定，他说“据考，白云观后原有板筑败垣二段……疑即城的基石，北枕小河，或系城之故濠”，所以北城墙“当在今头发胡同一带。由头发胡同向西直线延伸经今之白云观后，直到会成门附近”。[31]
那么，对《仵钦墓志》的记载该如何解释？这当然需要更多这一时期的史料来证明，目前史料缺乏，可能还无法提供令人十分满意的解释。赵超推测，《仵钦墓志》中所说的“城”可能是指幽州城的子城，[32]如果这个解释能够成立，文献中的抵牾就可以圆满解决了。我们期待有更多新材料的发现，来论证这个问题。
将上述研究成果略加整理，唐（尤其是中晚唐）幽州城的四至大致如下：东墙应在“烂漫胡同稍偏西一点地方，东墙最北端在受水胡同”；西墙定位于今“莲花河东侧路”之东的南北直线上；南墙定位在白纸坊东西街路北侧的东西直线上；北墙定位于头发胡同向西直线延伸经白云观北侧的东西直线上。四条线相交形成唐幽州城大致范围。2014年10月，笔者携带GPS记录仪对上述地点进行了部分的实地考察定位，同时又在2016年11月、2017年10月5日，结合唐代河道的考古情况，[33]重新推定了南墙的位置，估算出唐幽州城南北长约2．8千米，东西约3．1千米，面积约为8．7平方千米，这样的推定，因将南墙北移，与文献记载“南北宽、东西窄”有一些不符，但是古代文献留下的数据的准确性本身需要验证，既然已有考古发掘，应该引以为据。韩光辉估测幽州城面积在8．5平方千米；[34]陈康认为唐幽州城的面积为9平方千米。[35]笔者的估值和两位先生估测的数据比较接近，但与前述8平方千米和12平方千米这两个估值则有一些距离。
那么，把幽州城的面积估为8—9平方千米这样一个水平上是否合适呢？唐代后期的地方城市中，在军事上同样重要、后来成为辽西京的云州城面积约3．1平方千米；[36]唐扬州城的外罗城面积约为13．1平方千米；[37]据李孝聪实地调查，唐代魏州城（魏博节度使治所）现存断墙残垣周长约42里，[38]李孝聪指出，唐代魏州城原是规则的方形，节度使乐彦祯版筑罗城后向南北扩展。[39]据李孝聪的绘图及比例尺，笔者估算，其原来的城面积当在8平方千米以上，加上乐彦祯增筑的部分，总面积应该在10平方千米或略过之。仿照唐长安城设计的渤海国上京城，罗城面积约15．93平方千米。[40]设计时曾参考了幽州城的辽上京，皇城面积约在2．64平方千米，汉城面积约在2．1平方千米。[41]幽州镇支州之一的莫州，州城面积也在约1．24平方千米，可划分为4或5个坊。[42]相比之下，幽州城作为幽州镇的首州州城，具有8—9平方千米这样的面积，似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笔者在对幽州城的研究中，都暂且把唐幽州城面积以8．7平方千米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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