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秦以来，基层的聚落就有城邑与散布的自然聚落之分；到六朝时“村”成为乡野聚落的通称；唐帝国以律令的形式将聚落名称规范为“村”与“坊”，从制度上实施统一管理，从而形成了自然形态上的“城市”与“乡村”之别。
但在国家治理层面，唐政府倾向于采取城乡并管策略。京畿区的情况是，在行政管理中，以长安城为核心，置万年、长安两京县，县治设于外郭城内，而县域则突破外郭城限制，延伸至郊外乡村，西至沣水，东抵蓝田县境，南至终南山；长安城与城周边的乡村，皆属县辖。在经济管理与产业布局中，城、乡皆遵从唐政府重农抑商、四民分业的管理理念，城内除政治居民与宿卫系统外，还应居住有平民，平民主要从事农耕，《长安志》记载城南居住密度较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18]。而由于城内可耕地相对不足，国家制度还规定，“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者，听隔县受”[19]，可推测农耕仍然是城居者的主要生产方式；城内也有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居民，但其商业活动被局限在两市和坊内。乡村区域，以工商为业者远不及农人，无论是大土地所有者，还是自耕农、雇农等，当都以耕、织等农业经营为经济作业方式。
京畿地区的城、乡呈现出极大的同构性。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长安有多面性，政治性是最本质的性格，其他功能开发都服从于政治性。虽然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城内也有农业生产活动，但这些零星的生产所得，远不足供应户口数约在一百万以上的巨型都市。[20]而政治、礼仪、文化之都的发展要求，也消解了长安的生产冲动。长安城市消费，除部分粮食、紧缺物资由江淮、河洛、河北等地供应外，宫廷及高级官僚所需蔬菜、瓜果、鱼类、鲜花、薪炭，一般由本地相应之官署至畿内采购；而城内士庶对粮食、副食、药物、薪炭等的需求量更大，主要从入城贩卖的乡民处购得。城市与城内各类官、私设施的建设，劳力主要来自近畿；开元后拱卫京师的禁军、彍骑，多取京兆府及近辅州白丁；连在京执役诸色人，也多出京兆府。(www.xing528.com)
唐长安成为这样一座城市，它的消费性远大于生产性，一方面它的壮丽城池、强健甲兵、丰实仓廪、新样艺文、富足藏书为世界所称道；另一方面，它却只是国家倾尽关中、京畿人力、物力所供养的“寄生虫”。长安以无上的政治权威统御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供应并制约着城市，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城、乡统一体。
珠宝鉴定学中有一个专门术语叫“非均质集合体”，笔者想借“非均质”来描述京畿的城乡关系。这种统一体，是不平衡的，具有积极属性的资源，如士族精英、能工巧匠、粮食、物产、货币、财富等，往往由乡村区域流向京城；而京城所无法容纳的一些消极属性资源，如豪强、游侠、恶少、逃户、罪犯，则溢出至郊区（在长安周边主要是终南山区），为害乡里，造成了“内地边缘”的盗匪型社会。[21]城市的溢出（Spillover Effect），还包括城市中的精英到乡村，通过经营园林别业、碾硙等水利事业，与乡村区域的在地势力抢夺自然、人力资源，进行寻租。虽然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注意到这种城、乡之间的非均质流动，并在适当时候予以介入，如将资源收归府县等敕令，[22]但在长安城与周边乡村天平的城市一边加上重量级砝码的，也正是以首都为权力寄居地的这位统治者。皇权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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