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城乡关系揭秘：唐代京畿区域启示

徐　畅

京畿，即中国历代王朝统治中心所在，国家行政中心——首都及其附近区域。自汉代以来，京畿的管理，多由国都所在的州或郡统领，唐代也不例外。唐前期，以雍州／京兆府统京畿，安史之乱后，随着肃宗至德元载（756）“置京畿节度使，领京兆、同、岐、金、商五州”^[1]，京畿道成为事实上的行政机构。京兆府下辖万年、长安两京县（首都长安及其近郊），以及数量在20上下浮动的畿县。^[2]依唐《令》对基层建制的规定，州县之郭下为坊，而郭外（在田野者）为村。^[3]长安城外郭以外就有散村，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4]“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三）［五］家为保”^[5]的联户组织与村、坊重叠分布，形成唐帝国地域治理上的“二重构造”^[6]。长安城及畿县城对应于京畿区的“城市”，而上述区域外散布的自然聚落，对应于京畿区的“乡村”。以“乡村”与“城郭”“城市”对举，不仅符合我国现代国情，亦符合唐人表达习惯。^[7](www.xing528.com)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也是当时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人口萃集、文明闪烁的大都会，布罗代尔曾注意中世纪地中海区域的城市，“不论怎样繁荣昌盛——例如佛罗伦萨——都必须在其方圆3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取得供应”^[8]。唐长安的发展壮大、日常运转，也必然与周边区域、上文界定的京畿的“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中国中古城市与乡村互动的一个侧面。本文将尝试以京畿的情况探讨中古时代的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