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记载的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八月诏云：“如闻近日多有闲人，不务家业，常怀凶恶，肆意行非，专于坊市之间，恐胁取人财物。又其中亦有曾为趋吏，依倚门栏，自恐愆尤[2]，遂致停解。不思己过，却务怨雠，妄构虚辞，恣行恐吓。要惩此弊，以静奸源。自今已后，宜委京兆府切加访察，如有此色，便捉获痛加刑断。”[3]
诏书中提到了闲人和趋吏。对闲人的评价为“不务家业，常怀凶恶，肆意行非”，主要活动区域在“坊市之间”，利用恐吓手段取人财物。闲人比较好理解，也好定义，虽然成分复杂，但指向比较清晰，不务正业者，都可冠以闲人之称。
闲人中有曾为趋吏者，因自身过失而被辞退，不思悔改，反而因怨生恨，危害更甚。这些闲人尤其是其中有曾为趋吏者，能量很大，被指斥为京城社会的“奸源”，以至皇帝须亲自下颁诏书，指示如访察到此色人等，绝不留情，捕获后“痛加刑断”。他们的来源是什么？数量大概有多少？具体表现是什么？对长安城市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没有具体记载，似乎很难估测。
趋吏因在各官署驱使行走，而有是称。应该是指在各级官署任职的胥吏，是个广泛的概念。据张广达的划分，广义的吏包括流外和杂任，狭义的吏似仅指判任的流外行署、流外非行署和流外番官等。黄正建根据《天圣令》，澄清了此前对流外官、番官、胥吏、杂任、杂职等界限和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将“诸色人”作为研究对象，实际是将广义的吏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层分类，指出：唐前期诸色人百余种，是一种特殊身份性群体，后期大为减少，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诸色人，“到宋代，随着身份制特别是丁男中男制度的衰落，以及胥吏制度的完善等，《唐令》中涉及到的诸色人多数走向消亡，令文规定的与诸色人相关的取人条件、供事方式、任期长短、番期多少等都失去了意义”[4]。他认为各类杂职掌向职役演变是由唐到宋的趋势。张广达先生也指出：“唐代地方上的胥吏多不入流外，但他们又多是地方上豪强、勋官等有势力的人物。他们在品官、流外和庶民百姓之间起中间作用，这对后世职役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5]黄正建根据《天圣令》将主要供职于中央各级机构的诸色人与职役的关系联系起来。(www.xing528.com)
这些曾为趋吏者，应该原属于中央系统（主要是京城长安）的广义的吏，后从体制中游离出的一批人，但仍然与体制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能量也与他们曾经供职的经历密不可分。
吏、杂任、诸色人都有可能被称为“趋吏”，因中央各官署的杂任也可以视为吏的后备人选，或视为广义的吏，那么“趋吏”的称谓也可以包括这些在京城官署驱使行走之杂任。诸色人服务于各级各类官府，“趋吏”称谓本无褒贬之义，仅指趋走办事之人。
胥吏群体的进入、迁转、晋升、入流的环节大家比较关注，但退出机制，以及退出后这些人的去向及活动，不大容易追踪。前文所举宣宗的诏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曾为趋吏者，退出体制后，仍然很活跃，滞留京城，游走于体制内外，他们虽然属于社会的中下阶层，但在京城社会中的活动和影响不应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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