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的生死观演变与世俗化迅速发展

关于隋唐长安居民的居住地与墓葬地的变迁，目前有庞大丰富的史料。考虑到现存史料以及今后将陆续发现的史料的丰富程度，可以说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对现阶段的研究作了简洁的整理，为今后展开正式的研究作了准备。

隋唐长安在中国生死观的变迁中，由于佛教这一世界宗教的到来和渗透，古来的儒教所集成的灵魂观受到威胁，就从贵族、官人墓的结构来说，秦汉以来的墓葬形式基本上被继承，可以说经过隋唐为后代所沿袭。与普遍埋葬于教会墓地的基督教圈相比较，中国在佛教寺院存放骨灰虽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实施者大半是僧侣，官人、庶民火葬后于寺院存放骨灰的形式还未得到普及。在中国，可以说在被佛教这一外来的世界宗教圈所囊括的同时，基于儒教、道教等自古以来的生死观仍保有浓郁的色彩而体现于世。

只是，以个人救济为目的的佛教思想逐渐渗透，使个人意识确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8世纪以后促进了明显的世俗化的发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特色。描绘贵族邸宅娱乐生活的墓葬壁画和线刻，宗教色彩较少，可以说是体现世俗化发展的指标。以墓葬的变迁为线索可以看到，长安的都市生活在8世纪以后变得更加高尚充实，长安正变成各种人群（不同阶层、出身）聚集的巨大世俗都市。

表1　唐十八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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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据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修订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359—360页，表三《唐十八陵基本状况一览表》，记录文献记载和现存状况。又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5页，附表4《唐代陵寝规模表》；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 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16—263页；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5—247页，附表4《唐代陵寝规模表》；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第139—153页。

表2　唐关中平原壁画墓与墓主的两京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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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史料略号一览】

碑文集

①唐代墓志目录（墓志编号）→气贺泽保规编，速水大、兼平雅子、竹内洋介编集协力：《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明治大学东洋史资料丛刊13》，东京：明治大学东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17年。

②《全唐文补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

③汇编上（年号，编号）→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汇编下（年号，编号）→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同上。

⑤汇编续集（年号，编号）→同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⑥昭陵碑石（图页数，录文页数）→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钢主编：《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

⑦新中国陕西壹上（编号）→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⑧新中国陕西壹下（编号）→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⑨新中国陕西贰上（编号）→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⑩新中国陕西贰下（编号）→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⑪西安碑林新藏上（编号，页数）→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　新藏墓志汇编（上）》，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⑫西安碑林新藏中（编号，页数）→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　新藏墓志汇编（中）》，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⑬西安碑林新藏下（编号，页数）→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　新藏墓志汇编（下）》，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⑭西安碑林新藏续上（编号，页数）→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　新藏墓志续编（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

⑮西安碑林新藏续下（编号，页数）→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　新藏墓志续编（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

⑯长安墓志（页数）→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⑰西市墓志上（页数）→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⑱西市墓志中（页数）→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⑲西市墓志下（页数）→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⑳长安碑刻上（页数）→穆晓军、宋英主编：《长安碑刻上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㉑长安碑刻下（页数）→穆晓军、宋英主编：《长安碑刻下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㉒昭陵墓志纹饰图案（页数）→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墓志纹饰图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11月。

壁画集、壁画研究、文物地图集

㉓《唐李贤墓壁画》→陕西省博物馆、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唐李贤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

㉔宿白《壁画》→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37—154页。

㉕《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㉖《唐墓壁画真品选粹》→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真品选粹》，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㉗《世界美术大全集》→百桥明穗、中野徹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4卷隋唐》，东京：小学馆，1997年。

㉘《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韩伟、张建林主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

㉙《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

㉚《章怀太子墓壁画》→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天游、张铭洽主编：《唐墓壁画珍品·章怀太子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㉛《唐金乡县主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王自力、孙福喜编：《唐金乡县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㉜《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编：《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㉝《唐惠庄太子李㧑㧑墓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惠庄太子李㧑㧑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㉞《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㉟《唐李宪墓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李宪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㊱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㊲《昭陵唐墓壁画》→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唐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㊳《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㊴《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㊵《唐墓壁画珍品》→成建正主编：《唐墓壁画珍品》，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

㊶《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罗世平、祁小山等编：《中国墓室壁画全集隋唐五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

㊷《中国出土壁画全集6陕西上》→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6陕西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㊸《中国出土壁画全集7陕西下》→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7陕西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㊹《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㊺《中国古代壁画唐代1》→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壁画唐代1》，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

㊻《中国古代壁画唐代2》→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壁画唐代2》，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

㊼《中国古代壁画唐代3》→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壁画唐代3》，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

㊽《唐韵胡风》→程旭：《唐韵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㊾《唐李倕墓》→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德国美因茨·日耳曼中央博物馆编《唐李倕墓———考古发掘、保护修复研究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

关于墓主两京居住地，参看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和关中平野的土地利用———以官人居住地和墓葬地的变迁为中心》，同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3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5年，第31—181页。有壁画墓的唐皇室和官人系谱，参看图2。图2中附※人物有壁画墓。

关于唐代两京壁画墓一览，参看如下论著：

（1）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33—437页所载百桥明穗、杜晓帆、张建林编《隋唐壁画墓与壁画内容》；

（2）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所载《唐代壁画墓一览表》；

（3）翟战胜：《对陕西唐代壁画墓墓主人的初步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1—95页，所载墓主人身份81位列表；

（4）百桥明穗：《古坟壁画的图像学》，平成17·18·19·20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c）研究报告书，2009年，第103—153页所载王元林作成《隋唐壁画墓和壁画内容一览（总合）》。

【注释】

[1]本文是在妹尾达彦《生前の空间、死后の世界——隋唐长安の官人居住地と埋葬地》，《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　史学第62号》通卷第266号，2017年，第69—134页的基础上，基于最近围绕墓葬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补充的增补文。又本文是在2017年6月3日—4日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召开的研讨会“比较城市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都城研究”，同年8月28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召开的“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14 日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的“南开中古社会史工作坊：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及同年12月1日于台湾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二届跨越想象的边界：族群、礼法、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发言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增补，在这四次研讨会上笔者多承指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内堀基光、山下晋司：《死の人类学》，东京：讲谈社，2006年，第22—49页。

[3]Philippe Ariès著，成濑驹男译：《死を前にした人间》，东京：みすず书房，1990年，原书Philippe Ariès，L'homme devant la mort，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77；同著，福井宪彦译：《图说死の文化史——ひとは死をどのように生きたか》，东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0年，原书Images de l'homme devant la mort，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83；同著，伊藤晃、成濑驹男共译：《死と历史——西欧中世から现代へ》，东京：みすず书房，2006年，原书Essais sur l'histoire de la mort en Occident du moyen âge à nos jours，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75．

[4]福井宪彦：《死という镜に写された历史——历史における死への问い》，《现代思想》1984年9月号，第142—150页；阿部谨也：《死者の社会史——中世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死生观の转换》，同《阿部谨也著作集2》，东京：筑摩书房，2000年，初出1984年，第183—237页；Michel Vovelle著，富樫璎子译：《死の历史——死はどのように受けいれられてきたのか》，东京：创元社，1996年，原书Michel Vovelle，L'heure du grand passage：Chronique de la mort，Paris：Callimard，1993，第107—115页；John McManners著，小西嘉幸等译：《死と启蒙——十八世纪フランスにおける死生观の变迁》，东京：平凡社，1989年，原书John McManners，Death and the Enlightenment：Changing Attitudes to Death among Christians and Unbeliev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atrick Geary著，杉崎泰一郎译：《死者と生きる中世——ヨーロッパ封建社会における死生观の变迁》，东京：白水社，1999年，原书Patrick Geary，Living with the Dead in the Middle Ag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Norbert Ohler著，一条麻美子译：《中世の死——生と死の境界から死后の世界まで》，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5年，原书Norbert Ohler，Sterben und Tod im Mittelalter，Zürich／München：Artemis Verlag，1990．这些研究是与上述Philippe Ariès从不同视角对西欧生死观的变迁进行论述。

[5]内堀基光、山下晋司：《死の人类学》，第31—38页。

[6]关于佛教的渗透为中国传统的丧葬思想和丧葬形式带来影响，有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2006年，第5章《性别与佛教死后世界信仰》，第210—293页；刘淑芬《慈悲清净——佛教与中古社会生活》，台北：三民书局，2000年；同《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同《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研究。关于帝陵与寺院的关系，参看冉万里《帝陵建寺之制考略》，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33—441页；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片为中心》，荣新江编《唐研究》第6卷，2000年，第1—17页；李星明《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以唐陵神道石柱为例》，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45—270页等研究。又见Erick Zürcher著，田中纯男、成濑良德、渡会显、田中文雄译《佛教の中国传来》，东京：せりか书房，1995年，原书Erick Zürcher，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Leiden，E．J．Brill，1959．

[7]Mircea Eliade指出，人类魂的不死观念是普遍存在的，其基础有生、死、再生是宇宙规则的周期性更新这样一种思想。参看Mircea Eliade著，荒木美智雄、中村恭子、松村一男译《世界宗教史1石器時代からエレウシスの密仪まで》，东京：筑摩书房，1991年，第44—45页，原书Mircea Eliade，De l'âge de la pierre aux mystères d'Eleusis，Paris：Payot，1976．但是，灵与肉有各种定义，也有很多民族认为魂为复数。中国汉族文化认为灵魂可以分为魂与魄两种。又参看《古代世界の灵魂观アジア游学126》，东京：勉诚社，2009年。

[8]关于中国古来的灵肉二元论，参看康韵梅《中国古代死亡观之探求》，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4年；蒲慕州《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大形徹《魂のありか—中国古代の灵魂观》，东京：角川书店，2000年；伊藤清司《死者の棲む乐园—古代中国の死生观》，东京：角川书店，1998年；吉川忠夫《中国古代人の梦と死》，东京：平凡社，1985年；同《古代中国人の不死幻想》，东京：东方书店，1995年；西冈弘《中国古代の葬礼と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72—109页；贺西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15—137页；韩国河、柴怡《有关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以两汉墓葬为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31—340页等研究。

[9]余英时：《“魂兮归来”——论佛教流入以前中国灵魂与来世观念的转变》，同《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原载1987年，第127—153页；大形徹：《中国古代の魂のありか》，诹访春雄编《东アジアの死者の行方と葬仪　アジア游学124》，东京：勉诚出版，2009年，第124—132页等。

[10]关于中国墓葬的变迁，参看张捷夫《中国丧葬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李德喜、郭德维《中国墓葬建筑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观》，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65—168页等。上述刘振东一书，是基于最新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概观了东周至魏晋南北朝的中国墓葬制度史，是划时代的研究。期待概观隋唐以后墓制续刊的出版。最新的研究成果，参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世纪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另外，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编，西胁常记、神田一世、长尾佳代子译《中国の死の仪礼》，东京：平凡社，1994年，原书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 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Oaklan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一书从人类学的观点进行分析，收录了关于中国丧葬仪礼的重要论文。另参看探讨中国丧葬仪礼在东亚地位的诹访春雄编《东アジアの死者の行方と葬仪（アジア游学124）》，东京：勉诚出版，2009年，从多角度分析现代中国丧葬仪礼实态的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葬送という文化（中国21）》，东京：东方书店，2014年。

[11]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丙、佛教与丧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1—328页。

[12]关于中国火葬的变迁，参看那波利贞《火葬法の支那流传に就いて》，支那学社编《支那学》第1卷第7号，京都：弘文堂书房，1921年，第553—558页；宫崎市定《中国火葬考》，同《宫崎市定全集17中国文明》，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初出1961年，第198—221页；黄敏枝《中国的火葬习俗》，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史新论　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691—739页。对唐代火葬的流行进行研究，参看西胁常记《唐代の思想と文化》，东京：创文社，2000年，第3部第1章　唐代の葬俗，第195—224页。从考古遗物论述唐代佛教和火葬渗透的研究，有张建林《唐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考察》，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62—472页；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8章第2节“唐代墓葬里的佛教因素”，第310—316页等。

[13]关于新出墓志的全体像，参看高桥继男编撰新出墓志的综合目录《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1949—2007）附〈石刻史料新编〉（全4辑）书名、著者索引》，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同编《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2008—2012前半）稿》（明治大学东洋史资料丛刊10），东京：明治大学东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13年。关于新出墓志目录，参看气贺泽保规编《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明治大学东洋史资料从刊13，东京：明治大学东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17年。

[14]杨宽著，西嶋定生监译，尾形勇、太田有子译：《中国皇帝陵の起源と变迁》，东京：学生社，1987年；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刘庆柱、李毓芳著，来村多加史译：《前汉皇帝陵の研究》，东京：学生社，1991年，原书《西汉十一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关于唐代皇帝陵，参看来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の研究》，东京：学生社，2001年；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上两篇论文基于实地调查，详细地对帝陵进行了分析。另，也参看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卜部行弘《山に因りて陵と为す——唐皇帝陵の实态》，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编《大唐皇帝陵（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特別展示图录　第73册）》，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2010年，第148—154页。刘向阳：《唐乾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樊英峰、王双怀：《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以上两书叙述了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的历史特质。

[15]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名例·十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其中记载：“二曰谋大逆。（原注：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疏】议曰。此条之人，干纪犯顺，违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注：谓谋毀宗庙、山陵及宫阙。【疏】议曰。有人获罪于天，不知纪极，潜思释憾，将图不逞，遂起恶心，谋毀宗庙、山陵及宫阙。宗者，尊也。庙者，貌也。刻木为主，敬象尊容，置之宫室，以时祭享，故曰‘宗庙’。山陵者，古先帝王因山而葬，黄帝葬桥山即其事也。或云，帝王之葬，如山如陵，故曰‘山陵’。宫者，天有紫微宫，人君则之，所居之处故曰‘宫’。其阙者，《尔雅》释宫云：‘观谓之阙。’郭璞云：‘宫门双阙也。’《周礼》秋官‘正月之吉日，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人观之’，故谓之‘观’。”

[16]关于唐陵的重要性，参看爱宕元《皇帝陵の管理を通して见た唐代の仪礼と刑罚》，冨谷至编《东アジアにおける仪礼と刑罚》，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S）《东アジアにおける仪礼と刑罚》研究成果报告书，2011年，第69—82页。

[17]宿白在《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52页中指出，鲜卑族建国的北魏洛阳邙山的皇帝陵形态，是鲜卑族的传统与中原古典样式相融合，并论述了此融合形态给唐陵带来的影响。另，杨宽著，西嶋定生监译，尾形勇、太田有子译《中国皇帝陵の起源と变迁》，第74—84页，论述了唐陵在战国以来的中国传统陵墓形式中的地位。关于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变，参看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杨效俊《壁画与葬具：6—7世纪墓室象征意义转变》，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9—113页。(www.xing528.com)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顺陵文物管理所编：《唐顺陵》，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19]关于唐朝昭陵的历史意义，参看Howard J．Wechsler，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New．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42-160；石见清裕《突厥执失氏墓志と太宗昭陵》，《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职记念论集　古代东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第363—379页。近年关于昭陵墓域的调查成果，参看张建林著，山崎益裕译《唐代皇帝陵の陵园と唐长安城——昭陵の陵园建筑の考古新发见を中心として》，妹尾达彦编《都市と环境の历史学〔增补版〕第2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第447—459页；同《唐皇帝陵における陵园形式の发展と变迁》，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编《大唐皇帝陵（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特别展示图录　第73册）》，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2010年，第155—164页；胡元超《唐太宗与昭陵——大唐盛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逐渐弄清了昭陵的建筑理念、建筑结构与长安的都市规划、建筑结构之间紧密的关系。

[20]杉山正明：《疾驱する草原の征服者——辽·西夏·金·元（讲谈社中国の历史08）》，东京：讲谈社，2005年，第245—254页。

[21]参看来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の研究》，第172页；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碑林集刊》10，2004年，第82—88页；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同《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初出2002年，第180—197页；林俊雄《ユーラシアの石人》，东京：雄山阁，2005年，第186—187页；窦志强《唐陵石雕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等。

[22]美茵茲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Das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Mainz）、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Das Qiaoling《唐睿宗桥陵》，Mainz：Das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Mainz，2002．

[23]茨城大学人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编：《中国皇帝陵の测量调查——西汉阳陵と唐靖陵（茨城大学人文学部考古学研究报告第9册）》，水户：茨城大学人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2006年；茂木雅博：《古坟时代寿陵の研究》，东京：雄山阁，1994年。

[24]来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の研究》；卜部行弘：《山に因りて陵と为す——唐皇帝陵の实态》，第148—164页。关于唐末皇帝陵的实态，唐靖陵（唐僖宗李儇陵墓）的调查报告书，有上述的茨城大学人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编《中国皇帝陵の测量调查——西汉阳陵と唐靖陵（茨城大学人文学部考古学研究报告第9册）》，水户：茨城大学人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2006年；茂木雅博《古坟时代寿陵の研究》，东京：雄山阁，1994年。关于靖陵，上述两篇报告书较为详细。

[25]程义《唐代长安城周围墓葬区的分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13，2011年，第71—80页是概括了同书内容的论文，可一起参看。又参看《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7章《唐代墓葬的组合与排列》，第233—293页。

[26]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同《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27]森安孝夫：《日本における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研究の回顾と近年の动向（增补版）》，同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东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第3—46页；同《兴亡の世界史05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东京：讲谈社，2007年，同著，张雅婷译：《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8年；同《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

[28]吉田丰：《ソグド人とソグドの历史》，曾布川宽、吉田丰编《ソグド人の美术と言语》，京都：临川书店，2011年，第7—78页。

[29]曾布川宽：《中国出土ソグド石刻画像の图像学》，曾布川宽、吉田丰编《ソグド人の美术と言语》，京都：临川书店，2011年，第215—317页。

[30]石见清裕：《ソグド人墓志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6年。

[31]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0年。

[32]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translated by James Ward，Sogdian Traders：A History，Leiden：Brill，2005，原书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Paris：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e Boccard，2002．

[33]森部丰编：《ソグド人と东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涉》，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

[34]山下将司：《隋唐の建国と中国在住ソグド人》，井本英一编《东西交涉とイラン文化》，东京：勉诚出版，2010年，第190—198页；同《北朝时代后期における长安政权とソグド人——西安出土〈北周康业墓志〉の考察》，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东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第113—140页。

[35]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6]齐藤茂雄：《突厥とソグド人》，森部丰编《ソグド人と东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涉》，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第217—233页。

[37]大泽孝：《西突厥におけるソグド人》，森部丰编《ソグド人と东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涉》，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第234—260页。

[38]福岛惠：《长安·洛阳のソグド人》，森部丰编《ソグド人と东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涉》，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第140—160页；同《东部ユーラシアのソグド人——ソグド人汉文墓志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7年。

[39]森安孝夫：《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3篇《唐代における胡と仏教的世界地理》，第376—406页，初出2007年。

[40]关于近年粟特人的研究动向，参看森安孝夫《日本における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研究の回顾と近年の动向（增补版）》。又参看妹尾达彦《世界都市长安における西域人の暮らし》，《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丛书》9，奈良：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2005年，第21—99页。

[41]关于居住在唐长安的粟特人的生活，参看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同《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福岛惠《长安·洛阳のソグド人》，同《东部ユーラシアのソグド人——ソグド人汉文墓志の研究》等。

[42]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西安市北周史君墓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7 期，第38—49页。

[43]吉田丰：《西安出土北周〈史君墓志〉ソグド语部分译注》；石见清裕编：《ソグド人墓志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6年，第80（1）—61（20）页；同《ソグド人墓志研究》，第31—60页。

[44]参看杨军凯《入华粟特聚落首领墓葬的新发现——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图像初释》，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7—26页；杨军凯《北周史君墓石椁东壁浮雕图像初探》，《艺术史研究》第5辑，2003年，第189—198页等。

[45]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の长安と传奇小说——〈李娃传〉の分析を中心にして》，《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记念论集　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诸问题》，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第476—505页；同著，宋金文译，周蕴石校：《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日本中青年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39—583页。

[46]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第273页。

[47]葛承雍：《概述》，西安市文物稽査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48]韩伟、张建林主编，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

[49]张建林：《唐墓壁画中的屏风画》，《远望集》编委会编《远望集——陕西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论文集》下册，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720—729页；同《西安及附近地区唐墓壁画的制作技法》，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第337—343页。

[50]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51]李杰：《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

[52]宫万琳：《中原汉墓壁画的历史演变及其艺术成就》，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53]百桥明穗：《古坟壁画の图像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　平成17·18·19·20年度》，2009年。

[54]《陕西抢救发掘唐丞相韩休壁画墓　古墓被打4个盗洞》，《华商新闻华商网》2014年8月22日；刘呆运、程旭：《陕西长安唐韩休墓首次发现独屏山水图壁画》，《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5日第1版；郑岩：《唐韩休墓壁画山水图刍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第88—89页；刘晓达：《从“咫尺千里”到“夹岸为谷”——由唐代韩休墓山水图谈晋、唐山水画空间表现之变迁》，《美术观察》2017年第11期，第105—110页。

[55]《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唐韩休墓出土壁画学术研讨会”纪要》，《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2014年，第101—117页。

[56]仁井田陞著，池田温编集代表：《唐令拾遗补》，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池田温：《唐、日丧葬令の一考察——条文排列の相异を中心として》，《法制史研究》45，1995年，第39—71页。

[57]吴丽娱：《唐丧葬令复原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75—717页。

[58]稻田奈津子：《日本古代の丧葬仪礼と律令制》，东京：吉川弘文馆，2015年。

[59]石见清裕：《唐代凶礼の构造——〈大唐开元礼〉官僚丧葬仪礼を中心に》，《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记念论集　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仪礼》，东京：春秋社，2005年，第117—142页。

[60]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1]金子修一编：《大唐元陵仪注新释》，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另参看David McMullen，“The Death Rites of Tang Daizong”，in Joseph P．McDermott ed．，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he University Press，pp．150-196．

[62]也参看妹尾达彦《唐长安の都市生活と墓域》，《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特集　遣唐使墓志をめぐる日中交流史）》123，东京：大和书房，2005年，第51—60页；同《隋唐长安城と关中平野の土地利用——官人居住地と墓葬地の变迁を中心に》，同编《都市と环境の历史学〔增补版〕》第3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5年，第31—181页。

[63]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第269—274页。

[64]尚民杰：《长安城郊唐皇室墓及相关问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2003年，第403—426页。

[65]龟井明德：《井真成墓の位置と构造》，《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研究プロジェクト　井真成墓志研讨会资料》，东京：专修大学、朝日新闻社，2005年，第16—21页；同《井真成の墓の位置と构造はどうなっていたのか》，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编《遣唐使の见た中国と日本：新发见〈井真成墓志〉から何がわかるか》，东京：朝日新闻，第129—153页。

[66]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城西》，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5页，记载：“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贷輀车为事。”另，唐段成式著，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卷13《尸穸》，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55页，云“洛阳奉终里，多卖送死之具”。

[67]唐段成式著，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卷15《诺皐记下》，第1087页，云“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

[68]关于两市殡葬业者在天门街上举办活动，参看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の长安と传奇小说——〈李娃传〉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同著，宋金文译，周蕴石校《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

[69]Patricia Buckley Ebery，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70]爱宕元：《唐代荥阳郑氏研究——本贯地归葬を中心に》，《人文》35，京都大学教养部，1988年，第1—40页。

[71]长部悦弘：《隋の辟召制废止と都市》，《东洋史研究》44-3，1985年，第459—488页。

[72]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73]室山留美子：《隋开皇年间における官僚の长安、洛阳居住——北人、南人墓志记载の埋葬地分析から》，《都市文化研究》12，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0年，第12—23页。

[74]江川式部：《唐代の上墓仪礼——墓祭习俗の礼典编入とその意义について》，《东方学》120，东京：东方学会，2010年，第34—50页。

[75]关于这一点，加上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的研究，还有惠瑛《从出土墓志看唐长安居民葬地》，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等。

[76]关于中国的清明节到了唐代时开始流行，砺波护在《寒食展墓の开始》，《隋唐佛教文物史论考》，京都：法藏馆，2016年，第200—204页；中村裕一《中国古代年中行事　第1册　春》，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第682—697页中有所论述。

[77]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丧葬令第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1—367页；《唐会要》卷38《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08—817页。

[78]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第333—342页。

[79]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80]关于吕大防《长安图》，笔者的见解参看《都城图中描绘的唐代长安的城市空间》，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211—243页；同《石に刻まれた长安の都市空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の公刊をめぐって》，《アジア史研究》41，东京：中央大学白东史学会，2017年，第161—183页。

[81]关于这一点，参看笔者《长安：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素材》，唐代史研究会编《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5—434页。

[82]关于华妃墓的盗墓故事，至今被各种著作言及。例如，请参照大室幹雄《パノラマの帝国—中华唐代人生剧场—》，东京：三省堂，1994年，第37—52页。

[83]参看三浦国雄《はしがき》，野口铁郎编集代表，三浦国雄、堀池信夫、大形徹编《讲座道教第3卷》，东京：雄山阁，2000年，第5页；同《圣地としての墓——〈真诰〉に对する新视点》，专修大学土屋昌明研究室内《洞天福地研究》编集委员会编《洞天福地研究》第7号，东京：好文出版，2017年，第3—22页。

[84]关于这一点的研究数量庞大，专修大学土屋昌明研究室内《洞天福地研究》编集委员会编《洞天福地研究》编集委员会编《洞天福地研究》第1号—第7号，东京：好文出版，2011—2017年，登载了最新研究成果。

[85]关于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城市空间，参看孙英刚《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城市空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5卷，2009年，第139—170页。关于佛教渗透中国民间社会导致的生死观的变化，参看Valerie Hansen，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600-140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Glen Dudbridge，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K．E．Brashier，Public Memory in Earl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刘淑芬《慈悲清净——佛教与中古社会生活》，台北：三民书局，2000年；同《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同《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研究。

[86]又参唐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　第3册》卷46思慎篇第44《感应缘·唐亲卫高法眼》，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13—1414页（《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3，第640页b28-641页a10）；《大唐内典录》卷10，《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第341页c23-342页a13。《法苑珠林校注》的叙述如下：
唐雍州长安县高法眼，是隋代仆射高颎之玄孙。至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台参选，日午还家，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顺义门，城内逢两骑马逐后。既出城已，渐近逼之。出城门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语骑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门，勿令此人入寺，恐难捉得。”此人依语，驰走守门。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复至西街金城坊南门。道西有会昌寺，复加四马。骑更语前二乘马人云：“急守会昌寺门。”此人依语，走捉寺门。法眼怕急，便语乘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于我。”乘马人云：“王遣我来取。”法眼语云：“何王遣来。”乘马人云：“阎罗王遣来。”法眼既闻阎罗王使来，审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头发。”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两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闷绝，落马暴死。不觉既至大街要路，踟蹰之间，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嗔守街人何因聚众。守街人具述逗留。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唤家人與向舍。
至明始苏，便语家内人云：“吾入地狱，见阎罗王，升大高座，嗔责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师房内食常住僧果子。宜吞四百颗热铁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当地狱一年。四日便了。从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尽，咸日食百颗。当二十六日惺了之时，复有诸鬼取来，法眼复共鬼斗相趁，力屈不如，复闷暴死。至地狱令吞铁丸，当吞之时，咽喉闭缩，身体焦卷，变为红色，吞尽乃苏。
苏已，王又语言：‘汝何因不敬三宝，说僧过恶。汝吞铁丸尽已。宜受铁犁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铁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复死，至地狱中，复受铁犁耕舌。自见其舌长数里，傍人看见吐出一尺余。王复语狱卒：‘此人以说三宝长短，以大铁斧截却舌根。’狱卒斫之不断。王复语云：‘以斧细锉其舌，将入镬汤煮之。’煮复不烂。王复怪问所由。法眼启王云：‘臣曾读《法华经》。’王初不信，令检功德部，见案内有读《法华经》一部。王检知实，始放出来。”
其人见在，苏惺如旧。观者如市，见者发心。合门信敬，励志精勤，檀忍不亏，诫诚无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烦引证。

[87]本文引用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大唐内典录》高法眼的故事，乃承刘淑芬教授的指教，在此向刘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关于高法眼故事的历史意义，参看孙英刚《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城市空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5卷，2009年，第163—167页的分析。

[88]孙英刚：《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城市空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5卷，2009年。

[89]关于佛教故事因果报应的系统性分析，参看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同《地狱·法律·人间秩序：中古中国宗教、社会与国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2009年。

[90]关于李贤墓，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物局《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13—23页，首次作了报告。小林岳在《后汉书刘昭注李贤注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一文中，集近年研究之大成。关于李贤的事迹，参看《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831—2832页；《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第3590—3591页；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壹〕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99页所载《114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李贤）墓志铭》；同上书下册，第110—111页所载《114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李贤）墓志铭》；毛汉光撰，耿慧玲、郭长城助理《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　第16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一，1994年，第53—56页所载《1512李贤墓　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墓志铭并序》。

[91]关于唐长安近郊的狩猎，今村与志雄《唐代の鹰狩について（上）》，《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36，1963年，第39—64页，同《唐代の鹰狩について（下）》，《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42，1964年，第23—64页；Edward H．Schafer，“Falconry in T'ang Times”，T'oung pao，Volume 46，Issue 1，1958，pp．293-338，是以往有代表性的文献史学研究，本壁画的出现，使此项研究完全迎来新次元。关于这一点，参看张广达《唐代的狩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177—204页。

[92]关于唐长安马球的流行，参看罗香林《唐代波罗球戏考》，同著《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136—166页；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第1—44页；铃木国藏《唐代の马球についての一试考》，《神奈川县立外语短期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编）》2，1969年，第27—44页；James T．C．Liu，“Polo and Cultural Change：from T'ang to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5，No．1，1985，pp．203-224；林思桐《从大明宫出土的“石志”看唐代的马球运动》，《体育资料》1980年第2期，第20页；曹尔琴《唐长安的球戏》，《中国古都研究》7，1991年，第72—88页；耿占军、马珺《唐代长安城的球场》，《唐都学刊》1998年第4期，第19—20页；暨远志《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9—80页；山崎觉士《唐五代都市における球场の社会的机能》，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修研究室编《都市论への挑动》，东京：汲古书院，2016年，第221—245页等。

[93]关于唐李寿石椁的线刻画，参看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第71—88、61页；同《唐李寿墓壁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9期，第89—94页；李域铮《唐李寿墓石椁线刻坐部伎、立部伎图》，《乐器》1985年第1期，第42—43页；秦序《唐李寿墓石刻壁画与坐、立部伎的出现年代》，《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第7—15页；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上）》，《文物》1996年第5期，1996年，第33—49页，同《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下）》，同上，第56—68页；程义《李寿墓壁画的内容、布局及其渊源——兼论唐代早期壁画风格》，《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93—97页；翟战胜《李寿墓壁画寺观图试析》，《文博》2011年第3期，第84—87页。又参看岸边成雄《唐代音乐の历史的研究　乐制编　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同《唐代音乐の历史的研究　乐制编　下卷》，同上，1961年；岸边成雄、林谦三《唐代の乐器》，东京：音乐之友社，1968年，第310页。

[94]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乐制と国家——日本雅乐の源流》，京都：文理阁，2013年，第377—380页。

[95]陕西省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 期，第30—36页；李国珍：《唐代中外乐舞交织图——苏思勖墓的乐舞壁画》，《陕西历史博物馆》第1辑，1994年，第110—113页。

[96]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乐制と国家——日本雅乐の源流》；岸边成雄：《唐代音乐の历史的研究　乐制编　上卷》，同《唐代音乐の历史的研究　乐制编　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