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认识对于人们来说，既是一个与人类的历史一般古老，又是一个永远新颖的课题。一般来说，近现代产业社会对于死，显示出较强的忌讳倾向，而前近代的死，被认为通常与生联系在一起，是人们可见的一个群体的体现。[2]在对东西方死亡的历史进行探讨时，常引用Philippe Ariès（1914—1984）的研究，同氏指出西欧死亡观念的发展过程，是经过了几个阶段而演变至今的。[3]
其诸阶段即：中世前期，作为服从天理的共同体的一员而去世的“被驯服的死亡la mort apprivoisée”；到了12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死亡观念，执着于现世而把死亡看作为不幸的“个人的死la mort de soi”；文艺复兴至18世纪时，开始认为死亡其实就在身边，把其认识为“既遥远又临近的死亡la mort longue et proche”；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死亡观念又发生了变化，对于家族及恋人的去世产生了强烈感情而发生动摇的“你的死亡la mort de toi”；之后，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临终期限发生变动，死亡开始被社会所隐蔽，将其视为一种禁忌的“颠倒的死亡la mort inversée”。
虽然Philippe Ariès的看法，以及之后的单线式进步史观的方法论和分析的实证性受到质疑，[4]但是，他概念化的死亡认识的变迁，虽存在时期和地域的差异而产生的感情强弱，但在西欧的基督教圈以外的地域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5]在中国，很难看到如西欧那样明确的变化，但前近代至近代，死亡确实逐渐从群体变成个人的事情，4至7世纪发生的动乱，使佛教这一世界宗教广泛地渗透中国，虽不及西欧基督教，但无疑给当时的死亡观念和冥界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6]
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起就被认为，对灵魂（immortal soul，精神）和肉体（body）是两个不同实体的灵肉二元论（心身二元论dualism）概念有所认识。[7]在中国也有因灵魂（魂和魄组成的精神）的存在，使人的肉体死后也可以继续生存之说。[8]一般来说，魂与死者一同上天，魄与肉体一起去地下的阴间，而墓被看作是离开肉体而升天的魂与留在死者身体里的魄合体而复活的场所。[9]
墓是把地上的世界再现到地下，是魂与魄的往来而进行生与死交替的场所。适合这样场所的墓的形式，以战国至秦汉时期为分界点，由竖穴墓向横穴墓，具备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的大规模形式而变化，这样一来，地上的生活就更为忠实地再现于地下。[10]
4至7世纪，由于佛教的传入与渗透，中国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到了隋唐（589—907）时期，特别是皇室、贵族、上层高官阶层，基本上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灵魂观，总体来说维持了古来的埋葬形式。佛教对中国埋葬方法的影响有火葬和露尸葬。[11]根据近年初步研究表明，隋唐时期火葬其实也有相当广范围的渗透，但具体情况还须期待今后的实证研究。[12]另外，下面将会提到的于北周长安城东郊出土的粟特人墓，把遗体放入起源于中亚的多彩浮雕的石棺中，这种独特的形式，与中国古来之墓的形式有相当的差异。
隋大兴城与之后的唐长安城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确保拥有数十万庞大人口的都城居民和葬地的空间问题。隋唐长安城的周边，被葬者的社会地位、性别、职业、宗教、富裕程度各不相同，有无数墓地被建造，城内的居住地和城外墓地紧密相关而构成了长安社会。葬地的取得、营造、维持，对于当时的城内居民来说一直是一个切实的问题。本文所论述的正是这种都城的居民与葬地的关系。
关于隋唐长安居民的居住地与埋葬地的变迁，对死后世界观念的变化，原本就有丰富的传世文献史料，而近年又加上考古资料的急增，目前已经可以对其进行详细的复原。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史料可以利用，总体来说史料的质量也很高。只是，虽然研究有快速的进展，但考虑到现存资料的质量，可以说围绕都城与葬地的系统性分析才刚刚起步，需要弄清的问题还很多。
关于居住地与葬地，西洋史研究和日本史研究均有庞大的研究成果，与其相比，中国史研究可以说今后才开始正式步入研究。本文基于这样的研究情况，以隋唐长安为主要对象，对6至10世纪关于生与死的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作一个粗略的研究计划。当然，都城的居住地与葬地的情况不一定也适用于其他都市，首先，对都城作一个研究计划，这对今后综合、系统的研究进展也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本文的直接研究对象，长安城内的官人居住地与郊外墓葬地的变迁，笔者《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55-2，1996年，第35—74页）、《隋唐长安城と关中平野の土地利用—官人居住地と墓葬地の变迁を中心に—》（拙编《都市と环境の历史学〔增补版〕》第3集，八王子：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5年，第31—181页）的两篇论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上述《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是20年前的论文，之后出版了大量的墓志，对于官人居住地的事例可以进行大幅度的增补，现根据近年的史料、研究状况尽可能地把旧稿作一补充修改。但关于官人居住地变迁的倾向，即上述论文的结论并没有改变。
在研究墓葬制度时，要对墓主的阶层、身份、性别、职业（皇帝、皇后、皇帝亲族、文武官、庶民、贱民等）、墓的分布、建筑结构、埋葬品（与都市城内、干线道路的距离、墓室形式、埋葬与火葬之别、埋葬品的墓志、墓盖、壁画、明器的特点等）、墓葬的法制礼制实效力的程度和象征性（丧葬令与葬礼的内容与其关系）、关于墓的思想（连同地域的传统、习惯、儒教、佛教、道教的影响等）等资料进行整理，需要作综合的分析。如果不作这样的系统性分析，就很难掌握死后礼节的整个墓葬文化，仅仅在个别事例散乱的收集当中告终。现在，还处在对史料进行踏实的整理，得到一个大致的概观的阶段中，可以说隋唐墓葬制度详细且综合、系统性的分析还需要今后来进行。
本文根据近年飞速增加的史料和研究的新动向，对居住于隋唐长安的官人及其家族的城内生活空间与城外埋葬地历史的变迁重新进行更系统性的论述。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准备的情况，笔者将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集中在长安住民中史料最为丰富的官人阶层（流内九品）及其家族上。其原因是笔者认为有关官人史料的残存率是最高的，官人的居住、墓葬动向成为了解隋唐长安都市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笔者想把居住于隋唐长安的官人及其家族生前和死后世界的关系，与其他地域和时代相比较，而本文则正是这大规模研究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1．隋唐长安居民的居住地与墓葬地研究的现状
居住于唐代长安城的居民，特别是关于官人与其家族的墓葬地的研究，如上所述，根据近年陆续出版的新出墓志，便有可能作出系统性的研究。只是要把作为基础资料的数量庞大的墓志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在此基础之上复原唐代丧葬制度的实际情况，探讨其变迁过程的研究才初有头绪，可以说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系统性的整理也才刚刚起步。在此，笔者把目前的研究情况试作简洁的整理。
（1）新出墓志的出版
在进行长安居民的居住地和葬地的研究时，以往是以《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4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2006年）、《全唐文》（清嘉庆年间）所收载的墓志分析为主。在这一点上，收录新出墓志约6 000方的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7年第二次印刷）、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亦为目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研究基础。[13]
本文以上书收录的墓志为主，并对同书之后出版的新出墓志集加以灵活运用，对都城的官人居住地与官人及其家族的城外墓葬地的关系进行了整理。本文在绘制葬地的变迁图时所使用的主要墓志史料如下：
①《石刻史料新编 第1辑—第4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2006年）。
②（清）董诰等辑《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内府刊本）。
③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同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⑤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纲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
⑥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 贰》上册、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⑦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⑧王其袆、周晓薇编《隋代墓志铭汇考》（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⑨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 新藏墓志汇编》（上）（中）（下）（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⑩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 新藏墓志续编》（上）（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
⑪赵文成、赵君平编《新出唐墓志百种》（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⑫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⑬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全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⑭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中、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⑮穆晓军、宋英主编《长安碑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⑯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⑰胡戟编《珍稀墓志百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⑲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
⑳刘文编《陕西新见隋朝墓志》（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2018年）。
（2）皇帝陵研究的现状
皇帝陵（帝陵、陵）又称山陵，是皇帝墓的尊称。山陵之语，是把君主的存在比作高大的山陵（山岳），用来区别于一般的坟墓。皇帝陵的历史，自是始于秦始皇陵（当时称为骊山）。汉王朝时，于平地之上将土夯筑而成四棱台形土丘，建有覆斗式陵墓（皇帝遗体的埋葬地）和陵寝（供奉灵位的场所），自此皇帝陵（陵园构造）的古典样式初步定型。[14]
根据唐代的法律（律），损坏皇帝陵，甚至只是谋划毁坏皇帝陵便相当于“谋大逆”之罪。“谋大逆”，是王朝五种刑罚（五刑）最深重的十罪（十恶）之中，仅次于“谋反”（谋议颠覆国家）的重大罪名。[15]在唐代，人们把皇帝陵看作与国家地位相当。[16]
基于儒教而建的汉代皇帝陵的古典样式，在大量游牧民进入的4世纪至5世纪的混乱期不得不发生改变。进入中国华北的游牧系诸政权，把游牧民独特的陵墓形式和灵魂的祭祀方法带入中国华北，并推广了蔽于山谷中的埋葬君主的形式，而部族的墓葬则集中于一定的场所形成陪葬的形式。5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北魏隋唐政权，建造了将于山谷圣地埋葬君主并设有陪葬墓地的五胡十六国以来的游牧系墓葬形式与汉代以来墓葬的古典样式相融合的皇帝陵。[17]
至今仍存在于关中平原的隋文帝、唐高祖的陵墓，是基于覆斗式的古典样式，而从唐第二代皇帝太宗（626—649在位）的昭陵（636年开始营造）开始便改为山陵形式。近年开展调查的武则天（武周王朝皇帝，690—705在位）之母杨氏（579—670）的顺陵为覆斗式。[18]昭陵作为唐朝最初的山陵形式陵墓，汇集了7世纪中叶唐朝丰富多彩的国际文化，这一点已不必再次强调。[19]昭陵无论在设计理念上还是实际的建筑构造中，都汇集了唐初期的都城——长安都市世界的空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把昭陵称之为“小长安”也不为过。
昭陵是在7世纪中叶，唐朝包含农业地域和游牧地域的大中国建立时期修建，是展示唐朝对外威力的纪念碑。昭陵的陵园构造的确是沿袭了汉代以来的形式，如前所述，于关中平原的圣山九嵕山主峰南面突起的奇岩断崖之上，如穿凿洞窟一般营造墓室的形式，有学者指出是模仿了自古以来在广阔的欧亚大陆所信仰的象征死和再生的山谷洞窟。[20]
众所周知，唐的太宗皇帝被游牧地域的诸王国君主、首长们称为天可汗。昭陵的北门（北司马门），置有著名的太宗六匹爱马（六骏）的石刻浮雕像，还建有被称为“十四国蕃酋君长立像”，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诸王国君主、首长14人（于阗王、龟兹王、焉耆王、高昌王、薛延陀可汗、吐蕃赞普、吐谷浑可汗、突厥颉利可汗、突厥突利可汗、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突厥登布可汗、新罗王、林邑王、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的石刻像，亦有探讨北朝以来游牧系政权的陵墓与石刻像关联的研究。[21]
近年，除了唐太宗的昭陵，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外，德国的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考察了睿宗桥陵的墓域，逐渐弄清唐陵墓域的具体构造。[22]唐末僖宗的靖陵，也有日中联合发掘的成果。[23]皇帝陵墓的墓域建筑构造的研究，在以陵墓为模型对唐长安城的宫殿建筑进行复原工作时，给予我们莫大的启发，这一点尤为可贵。
唐代文化特色之一，就是汉代以来的古典样式与新统治者游牧系政权所带来的游牧文化、中亚等西域都市文化的交杂和融合。唐代皇帝陵随着时代变迁渐渐回归古典样式，宋代皇帝陵由唐代的山陵形式完全变回汉代的覆斗型陵墓。[24]而游牧系政权的辽、金王朝沿袭了唐的山陵形式。由此，唐代皇帝陵所带有的古典样式和游牧样式的融合性发生分离，游牧地域和农业地域的陵墓形式各自分开。
（3）官人与其家族墓
经过半个多世纪对唐代墓葬的发掘，其成果的一部分已经以各种形式公布于世，考古学者及文献学者对新出墓志的整理工作也在进行之中。早先，“文革”时期前后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郊区隋唐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年，142页＋图版48页）和同编《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同上，1980年，92页＋104页），把“文革”期间进行的隋唐长安城近郊的墓葬发掘情况也作了详细的叙述，目前仍是研究长安郊外唐墓的基本书籍。在《西安郊区隋唐墓》一书中，整理分析了隋唐墓175座（16座有墓志），在《唐长安城郊隋唐墓》中详细介绍了隋唐墓6座（全部有墓志）。可以说唐墓研究是始于这两本书的。
以上两书出版后，对长安近郊的隋唐墓进行总括性分析的论文开始出现。其中有：至1980年代初期，对有墓志的110座隋唐墓建筑构造的变迁进行论述的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1—190页）；对80年代出土的200余座唐代墓的墓葬等级进行整理的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 1952—19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6—310页）；把唐墓的建筑构造分成4个等级，从宏观上论述其变迁过程的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第41—49页）。以上所举论文可以说是对隋唐长安近郊的墓葬加以系统性分析的初期代表性研究，也是经典研究。
近年，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程义的《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在此书中，程义围绕关中地区唐墓墓葬的诸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至此唐代墓葬研究真正迎来了划时代的发展。[25]此书对至21世纪初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性整理，是第一次对唐代关中平原的墓葬变迁进行系统性分析的成果。很明显，关中的唐墓与都城长安有密切的关系，是唐朝全域墓葬的一个标准，此书不仅对关中，对整个唐代墓葬研究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一书，可以说为今后的唐墓研究确立了研究基础。
程义在书中，对唐墓的附属设施（陵园的墙和阙、陵墓的封土堆、陵墓前的石刻等）、唐墓的地下结构、葬具和封门、随葬品（镇墓神怪，塔式灌，人物类陶俑，动物类陶俑，随葬品的空间分布、构成、分期，随葬品的数量等）、墓壁画、墓的分布与排列（皇帝陵墓葬的排列、家族墓地的排位、长安城周围墓葬区的分布、特殊人群墓葬区的存在等）、唐墓的诸问题（唐代墓葬里的道教要素、唐代墓葬里的佛教要素、双室墓研究的补充、乾陵地下结构的推测、唐代墓葬的等级等），依次作了系统性的分析，弄清了关中地区唐墓的特色。
今后的关中平原唐墓研究，毋庸置疑是以程义的研究为基础而展开，但程义的研究是基于考古学，其关注点侧重于对遗物的系统性整理上。结合运用丰富的文献史料，将丧葬研究发展为多角度的课题来进行探讨，便成为今后的课题。本文对于这样的课题，试从长安史研究的角度来作一论述。
（4）粟特人墓
粟特人是居住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索格底亚那）的绿洲城邦的伊朗系民族。尤其是在4至8世纪，粟特人以连接欧亚大陆绿洲都市的商业网为基础，建立了世界史上最初的欧亚大陆规模的“商业帝国”，在欧亚大陆各地域，不仅是作为商人，还作为政治家、军人、宗教家、艺术家、艺人等活跃于多个领域。可以说6至8世纪确实是“粟特人的时代”。
近年来，通过荣新江[26]、森安孝夫[27]、吉田丰[28]、曾布川宽[29]、石见清裕[30]、荒川正晴[31]、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32]、森部丰[33]、山下将司[34]、毕波[35]、齐藤茂雄[36]、大泽孝[37]、福岛惠[38]等学者的研究，逐步弄清了活跃于欧亚大陆广大地域的粟特人的详细动向，因此可以略知唐长安粟特人的活动情况（参看图5粟特人居住地）。
长安的西域人多是从索格底亚那来中国的粟特人，唐代史料中所说的“胡商”，多数情况指的是粟特商人。[39]如前所述，我们知道粟特人除了商业活动，还在擅长武力的军人、政治家、宗教家、艺术家、艺人等各种职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0]虽然隋唐长安城近郊的多数粟特人墓还未经发掘，但北周长安时代的粟特人墓有些已被发掘。[41]近年出版了石见清裕编著的《ソグド人墓志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6年）一书，此书集粟特人墓志详细译注之大成，使此项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
沿袭了汉代长安城空间的北周长安城，在营造隋大兴城建筑时被包括于禁苑之中。北周与隋、唐，无论是都城的空间还是为政者的血统都基本上得以延续，因此，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北周末隋唐初，是一系列政治、文化倾向相似的时期。从北周长安东郊发掘的粟特人安伽（518—579）墓、史君（494—579）墓、康业（511—571）墓等发现的遗物中，不仅对北周末的长安城，还可以对隋唐初长安城的粟特人生活作一推定复原［安伽和史君埋葬在北周长安城东郊（隋唐大兴城的禁苑），活动据点偏离长安，而康业的活动据点为长安］。
安伽墓的墓主安伽，是北周同州（关中平原东部的都市，参看图1）粟特人聚落的首领萨保。从墓志的姓氏来看，认为其父是索格底亚那的安国（布哈拉）出身的粟特人，其母为汉人。经过2000年5月至7月对安伽墓的调查发掘，其丰富的出土遗物让国内外的研究者大为震惊，目前仍持续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关于安伽墓的整体面貌，可以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13页＋图版118页）。
史君墓的墓主史君（494—579），移居长安之后被授为凉州萨保。史君出身史国（奇沙），其妻康氏也同是索格底亚那出身的粟特人，认为其出身于撒马尔罕（康国）。2003年6月至10月对其墓进行了调查发掘。[42]史君墓值得关注的是，它是第一个有粟特文和汉文墓志存在的粟特人墓。目前其粟特文墓志已由吉田丰氏进行译解，汉文墓志有石见清裕氏等解读。6世纪末埋葬于长安近郊的粟特人的事迹正逐步被解明。[43]
安伽墓和史君墓的墓室中，都有石榻和石椁，浮雕上刻有墓主的在世生活，精巧的浮雕不免使人惊叹。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北周安伽墓》所附的说明，安伽墓（附图）的墓室中所置石榻上的浮雕为《奏乐舞踏图》《乐舞宴饮狩猎图》《居家宴饮图》《宾主相会博弈图》《野宴商旅图》《奏乐宴饮舞踏图》。此外，还描绘了居住于北周长安城（或郊外）的墓主粟特人，拜访游牧民（或为突厥）的住所进行商谈的场面。初次具体弄清了粟特人结成商队与游牧部族往来于关中平原的情形。史君墓中也有类似的浮雕，目前与安伽墓的比较分析正在进行中。[44]
（5）一般居民墓
长安城内的东市、西市、丰邑坊（A8）等处，判明有殡葬店铺存在且生意兴隆，长安居民对墓葬的需要使得葬仪业成为城内的一大产业。[45]长安城周边存在无数的一般居民（无官职）墓。根据近年的调查发掘，得知长安城的西郊是唐代庶民墓及低级官僚墓地集中分布的场所。[46]
值得注意的是，葬地并不一定是理想的场所，长安城西南郊的高阳原、细柳原等地区存在很多庶民墓地，同时，这里还是唐初太宗之兄隐太子李建成（589—626）、太宗第四子李祐（？—643）、太宗第二子李恪（619—653）等有罪的皇族们的墓域。[47]庶人之墓，大多是不存在墓志的小规模墓地，但庶民墓却是了解长安庶民生活的绝好资料。相信今后将会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6）墓葬壁画
关于唐墓壁画研究，有韩伟[48]、张建林[49]、郑岩[50]、李杰[51]、宫万琳[52]、百桥明穗[53]氏等重要研究。进入21世纪，出版了集以往唐墓壁画研究之大成的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一书，书中对长安附近存在壁画的唐墓作了系统性的分析。此书可以说是目前关于唐代壁画墓最具系统性的重要专著。此外，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唐墓综合研究的国际会议，并出版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这也为唐墓壁画研究带来划时代的发展。另外，对于唐墓石椁线刻画的分析，也因李杰《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一书的出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唐墓壁画相继被发现，2014年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办郭庄村发现了玄宗时的宰相韩休（672—739）与夫人柳氏的合葬墓壁画。[54]同年10月18日，由张建林主持召开了“唐韩休墓出土壁画学术研讨会”。[55]2016年7月，“风华再现——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入藏壁画暨保护修复成果展”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幕，此次展出唐武惠妃墓壁画和上述的韩休墓壁画、西安南郊航天城唐墓壁画等16幅陕西历史博物馆新收藏的唐墓壁画精品。唐代壁画墓的全貌正逐渐被弄清，期待今后有更深入的研究。
（7）丧葬制度
葬仪制度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关于唐丧葬令的复原，池田温[56]、吴丽娱[57]、稻田奈津子[58]氏等人的研究，在探讨长安近郊的墓葬变迁问题时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北宋《天圣令》的丧葬令（《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 上下册》卷29《丧葬令》，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的发现，更加速了唐丧葬令的研究。石见清裕[59]及吴丽娱[60]弄清了《大唐开元礼》所载的凶礼的构成以及唐代整个丧葬制度的结构。另外，金子修一氏等研究者通过对《通典》中所载代宗元陵的丧葬仪礼的仪注，即《元陵仪注》的详细译注，逐渐弄清了皇帝陵仪礼的具体面貌。[61]
在下一章中，基于以上研究成果，笔者尝试对隋唐长安城官人的居住地与郊外墓葬地的关系作具体的、系统性的分析。
2．长安城内的官人居住地与墓葬地的变迁
（1）隋唐墓地的分布环境
长安居民认为理想的郊外墓域需具备的自然、人文条件有以下几点：[62]
（a）与城内居住地的距离最近及方便的交通。
（b）可以防止墓室湿气、浸水之地［土层厚地下水深（土厚泉深）的场所］。(www.xing528.com)
（c）经相墓术（占卜墓地风水）勘察确定为合适的地势。
总之，理想墓地的人文自然环境，是在与都城往来的交通路沿线，“原高野旷、地厚泉深”之处（张红杰编《咸阳碑石》所载《唐孟孝立墓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71页）。众所周知，洛阳以北广阔的丘陵地带邙山，是具备了以上全部条件的理想墓域。而长安城东郊至南郊的一些广阔的黄土原，被看作是具备以上条件的理想墓葬地。实际上参看本文所载之图就会知道，已被发掘的墓葬地多数是具备了以上条件的。
如图3、图4所示，汉唐长安城周围有许多墓葬区，西安的有关机构和大学按地区依次进行了调查发掘。截至目前，于隋唐各墓葬区发掘的墓地总计数千座，考古学者还对墓葬区各时期的特质进行了整理。进入21世纪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考古系等对以往所遗漏的唐长安城西南的墓葬区进行了调查发掘工作。目前，整个长安郊外，对于唐墓的建筑结构、随葬品、壁画、埋葬习俗等与墓主的阶层、身份的对应关系，以及时期、地域的演变过程，已可以看到一个大致的情况。
程义等以往的研究指出，长安近郊的唐墓经过高祖、太宗期（618—649）、高宗—玄宗期（650—756）、安史之乱后—唐末期（756—907）的各阶段，其建筑结构、随葬品、壁画的种类均发生变化。建筑结构根据建筑材料不同可分为土洞墓和砖室墓，结构上可分为单室和双室，但安史之乱前后墓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墓主的出身、身份，随葬品、壁画的规模和内容也随之改变。大型壁画墓的存在集中于安史之乱前的8世纪。
从地域性特征来看，长安城东郊的墓葬区（龙首原墓区、白鹿原墓区、铜人原地区、洪庆原地区等）和城南的墓葬区（凤栖原、少陵原墓区、神禾原墓区、高阳原墓区等），墓主为皇室、高官、富商，且存在墓志的大型墓较多，其中多数人居住于城内朱雀街街东。而西郊的墓葬区（西龙首原墓区等），墓主大半为庶民（平民）墓，墓主为官也多是中下级官人，西域出身的非汉人墓较多。另外，宫女的“共同墓地”也存在于西郊。渭河北岸也有渭北五陵原墓区，汉代的墓葬区多建于丘陵地带，而隋唐墓则多建在丘陵之下的平原地带。
程义将墓葬地与唐代长安居民的关系作了整理，指出墓葬地的分布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63]
（a）建于离长安城内居住地相近的场所。
（b）建于连接城内外交通干线的沿线上。
（c）建于高燥之地。
（d）东郊多为皇族、贵族墓地，西郊多为庶民墓地。
另外，以唐皇室墓为研究对象的尚民杰，也对皇室墓大多分布在长安城东郊（万年县和照应县），南郊较少但不见于西郊这一点进行了论述。[64]龟井明德对长安城东侧的万年县出土的墓志约460方作了系统性整理，并探讨了由日本派遣至唐的井真成（699—734）的新出墓志在万年县出土的墓志中的地位。[65]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根据目前可利用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绘制了隋唐长安城内的官人居住地与墓葬地的演变图，参看图9至图14。
在郊外建造墓葬地促进了城内殡葬业的兴隆。在北魏时，就已有洛阳城城西大北市的慈孝里和奉终里集中居住着殡葬业者的记载。[66]唐长安城在开成（836—840）初，也可看到居住于长安东市的百姓去购买凶具的故事。[67]如上所述，在唐长安的东西两市，有殡葬业者经营“凶肆”，贩卖、出租丧事用具，店铺里还有唱挽歌的歌手超过百人。在街西的丰邑坊（A8），也聚集着出租方相、輀车、送丧具的殡葬业者（韦述《两京新记》卷3《丰邑坊》，参看图7）。
1975年在对西市西大街中部的调查中，出土了很多明器，由此推定此处为殡葬业者“凶肆”的遗址。两市的凶肆，以在天门街展览丧事用具的“凶器”和举办挽歌的歌唱比赛来招揽游客而闻名，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两市凶肆的特点不同，东市凶器（棺椁、輀车、维帷等）的华丽程度是西市所不能比的，而西市凶肆的挽歌更胜东市。笔者认为这是象征东西两市商业机能特征的轶事。[68]这种殡葬业者的机能分化，亦与本文所载葬地的地域特点图相对应。
（2）官人的城内居住动向与郊外葬地的变迁
隋的大兴、洛阳城和唐的长安、洛阳被定为都城后，居住于地方的多数贵族为了接触新王朝的中央政府，带着满门家眷移居两京及其近郊，这一点已被P．B．Ebely[69]、爱宕元[70]、长部悦弘[71]、罗新[72]、室山留美子[73]、江川式部[74]等学者所证实。移居的贵族们在两京近郊取得墓域来营造共同墓地，此墓地的管理和运营就成了一族的纽带。以往居于地方的汉代以来的名门贵族移居作为隋唐中央政府据点的都城，其背景在于隋唐政权集权制的发展。
官人在都城的居住地和城外的墓葬地，与官人们在生活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通过近年对数千方新出墓志的系统性研究的进展，更加具体地表现出来。[75]上述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收录了长安近郊出土的大量唐墓墓志。通过对这些墓志的整理，具有明确长安城内的居住地与墓葬地的墓志目前达到近1 000方。虽然这个数字与实际居民的数量相比微不足道，但基于这些史料，若能够弄清城内的官人居住地与墓葬地的变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具体了解隋唐长安城内外关系的变迁情况。
如下所示，本文将隋唐长安城分成6期，把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与官人墓葬地演变的详细情况形象化。如上所述，此图只以在隋唐长安城的居民中，城内居住地与长安城近郊的墓葬地两个场所都可以确定的人物为对象，虽然无法进行图示的人物数量要远远多于本图中的人数，但笔者认为通过本图是可以看出一定倾向的。只是，除了发掘状况明确的一部分墓葬以外的其他墓志，其中大半葬地仅可以判明至某原之名，而具体葬地不明的情况较多。因此，图9至图14的多数葬地，仅是把大致的原的地点进行了图示。
唐长安的官人居住地与墓葬地变迁的时期区分，基本上按照笔者《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55-2，1996年）一文中，隋唐长安城官人居住地的时期区分来划分。城内居住地与墓葬地的出典，基于笔者《隋唐长安住民の居住地と近郊墓葬地の变迁》（同编《都市と环境の历史学〔增补版〕》第3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5年，第112—148页）。下面的时期区分不是按照均等时间来分割的，而是以给长安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事件（大明宫建造、兴庆宫建造、安史之乱结束）为轴进行区分的。
第1期（583—618） 隋大兴城建造、移住（583年3月18日）—隋灭亡（618年5月14日隋恭帝禅位） 图9
第2期（618—662） 唐朝建立（618年5月20日武德改元）—大明宫建造前（663年4月22日） 图10
第3期（663—714） 大明宫建造（663年4月23日完成）—兴庆宫建造前（714年7月28日） 图11
第4期（714—763） 兴庆宫建造（714年7月29日）—安史之乱结束（763年1月30日史朝义传首至京师） 图12
第5期（764—826） 安史之乱结束后（764年闰正月1日）—敬宗治世（826年12月8日） 图13
第6期（826—904） 文宗即位（826年12月12日）—长安城毁灭，迁都洛阳（904年1月26日） 图14
通过这些图，可以印证上述程义等以往研究的结果，且可以看出更加详细的动向。如图13、14所示，自开元、天宝年间之后，伴随着城内街东官人居住区的形成，开始一举对距离城内街东的官人居住地较近的东郊和南郊的墓葬地进行开发。此状况也与图6吕大防《长安图》中所描绘的城内官人居住地的倾向相吻合。
从图13、14可以看出一种倾向，即9世纪城内居住地与郊外葬地的分布开始密切相关，大明宫前城内街东北部的最高级邸宅街住民（皇族、宦官、高官等）在长安至洛阳道沿线的一等地建造墓地，而街东中部以科举进士科出身者为主体的新兴官僚阶层则在东郊及南郊地区建造墓地。街西北部的官人们于西郊开远门外的街道沿线上建置墓地，而居住在街西中南部的庶民们的墓地则集中于西郊和西南郊地区。这种倾向与城内官人的郊外别庄分布趋向一致。
如此一来，9世纪长安城内的官人居住地与城外墓地在同一生活圈中形成一体化，城内外结为一体而形成长安的都市圈。如图4所示，墓葬地的开发与别庄的开发、郊外寺观的分布、郊外娱乐设施的设置等紧密相关。到了8世纪至9世纪，每年清明节时城内的居民便会大举来到城外墓地祭拜。[76]清明节是冬至后以第105天为主3日间禁火，于寒食节之后第107天解除禁火的节日，唐以后的东亚，寒食节与清明节成为一同迎春的重要年中惯例仪式。由于清明节祭祖扫墓的盛行，墓葬地便成为形成长安都市圈的一个重要要素。
（3）与官品的对应关系
关于墓地的等级，有（1）3品以上、（2）4至5品、（3）9品以上、（4）庶人四个等级。[77]按照等级，封土的形状，石刻的种类、数量，墓葬结构，石葬具，俑的数量、高度等也都有所规定。[78]
开元、天宝年间以后，随着城内街东官人居住区的形成，开始对距离城内街东的官人居住地较近的东郊和南郊的墓葬地进行开发。东郊的墓葬地是在通化门和春明门的东面，南郊则在明德门的南面比较多。如上所述，9世纪城内居住地与郊外葬地的分布开始紧密相关，大明宫前城内街东北部的最高级邸宅街住民（皇族、宦官、高官等）在长安至洛阳道沿线的一等地建造墓地，而街东中部以科举进士科出身者为主的新兴官僚阶层则较倾向于距城内居住地较近、地价也相对廉价的东郊和南郊地区建造墓地。街西北部的官人们在西郊开远门外的道路沿线上建置墓地，而居住在街西中南部的庶民们的墓地则集中于西南郊地区。这种倾向与城内官人的郊外别庄的分布倾向相同。
在探讨城内的官人居住地的变迁时，笔者注意到唐代现存的可信赖、史料价值高（质与量）的时期为8世纪上半叶玄宗的开元、天宝期（713—756）和9世纪中叶文宗、武宗期（826—846）。把这两个时期的生活空间尽可能详细地进行形象化复原，是唐长安官人居住地研究的基础工作。
玄宗期现存很多关于两京研究的基础史料。如韦述（？—757）编纂的《两京新记》（约710年编纂）和吕大防（1027—1097）的石刻《长安图》（基于《两京新记》，1080年完成），等等。特别是现存的复数拓本中保存状态最佳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吕大防《长安图》拓本于2015年12月首次出版，这将为今后的研究带来巨大影响。[79]新出版的吕大防《长安图》拓本，在对以8世纪为中心的长安城内外景观进行复原时，作为视觉史料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80]
图6吕大防《长安图》，是根据新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拓本将旧图重绘而成的。如图6所示，吕大防《长安图》是北宋吕大防根据唐代的旧长安图而新绘制的唐长安都市图，是弄清城内政治、生活空间详细状况的绝好视觉资料。可以说长安生活空间的复原需要从此图的分析开始也不为过。
关于9世纪上半叶的文宗、武宗期的长安生活空间，现存有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丰富的第一手史料。[81]今后，将8世纪的玄宗期和9世纪的文宗、武宗期的两个时期作为比较的定点，通过对关联资料的系统性整理，就有可能描绘出唐长安变迁的具体面貌。
（4）华妃墓的盗掘轶事
8、9世纪长安近郊墓地的数量、空间扩大，使各种问题不断发生。人们需求的墓葬地的规模有限，因此，历代的墓域也有在特定地域发生重合的事例。但是，最大的问题之一，还属盗墓事件频发的问题。作为表现玄宗期长安社会风气颓废的悲惨轶事，“华妃”（《太平广记》卷330，出《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619页）的故事常常被引用，本节将从长安居民与葬地的视角来回顾这个故事。[82]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潛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悉取藏内珍宝，不可胜数，皆徙置伪冢。乃于城中，以輀车载空棺会。日暮，便宿墓中，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方掩而归。
其未葬之前，庆王梦妃被发裸形，悲泣而来曰：“盗发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因备说其状而去。王素至孝，忽惊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以物色备（《广异记》备作捕）。盗甚急，及盗载物归也，欲入春明门，门吏诃止之，乃搜车中，皆诸宝物。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出《广异记》）
这个故事收载于肃宗至德二年（757）登第进士科的戴孚（生卒年不详）所编纂的传奇小说集《广异记》。虽不认为这个故事是实话，但登场人物和时代背景是基于史实来写的，在写作时考虑到了以此增加故事的可靠性。华妃原是服侍皇后的正一品的内官之一（“其位，惠妃也，丽妃也，华妃也。”《六典》卷12《内官》，妃三人，正一品的原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7页），此故事当中的华妃，指的是实际存在的刘华妃。刘华妃是此故事中登场的唐玄宗长子奉天皇帝李琮（？—752）、靖恭太子李琬（？—755）、仪王李璲（？—765）之母（《旧唐书》卷107《李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58页；《新唐书》卷82《玄宗诸子》，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06页）。
玄宗与华妃的长子李琮（？—752），本名李嗣直，先天元年（712）被封为郯王，在长安的延福坊（C9）开王府（唐韦述著，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卷3《延福坊》，同《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开元十三年（725）改封庆王，开元二十一年（733）授太子太师，改名李琮。天宝十一载（752）死去，追谥靖德太子，葬于长安城西南的细柳原，于长安城南壁的启夏门内置庙。肃宗元年建寅月（756）9日，追谥奉天皇帝（《旧唐书》卷107，第3258页）。上述悲惨的故事，配上刘华妃、李琮、玄宗等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从其背景中体现出当时在春明门东郊建造王侯贵族墓地的8世纪以后的风潮，这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但却暗示了当时盗墓的激烈程度，以及长安贵族社会腐败的一端。
从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出，根据当时的生死观念，死和生的区别是相对的，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点，两者是连续的且可以相互交替的。由于死者在来生继续生存，可以与生者进行交流，一直对生者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国，通过崇拜父系祖先来维持血缘群体，使之永存下去，因此，被葬者的社会地位，死后也被原封不动地继承。盗墓集团对当时无以伦比的高贵之身的华妃加以亵渎的行为，是对扎根于血缘关系的当时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进行破坏的行为。
3．死后的世界——墓葬壁画和线刻画所描绘的在世生活
（1）隋唐时代的生死观
如上所述，根据儒教集成的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念，人死后归天的魂（由阳气组成的精神）与归地的魄（由阴气组成的肉体）分离。认为魄归宿于地下的墓中，继续和生前同样地生活，由子孙祭奠其魂，分离的魂与魄便可以再次合体。皇帝陵亦是如此，认为驾崩的皇帝与生前相同，进行政务需要饮食生活，因此，模仿宫殿建造与宫殿等同的皇帝陵。
4至7世纪形成体系化的道教的生命观，也基本是立论于灵肉二元论，但三浦国雄指出，道教在对于“不死”的信念之强烈，对于肉体的强烈执着和为了实现不老不死进行多种技术的开发上，与儒教与佛教相比，具备显著的生命观和身体观。[83]基于中国传统宗教观的道教，在与从外部传来的佛教的渗透相对抗的过程中继续发展，渐渐与佛教相融合，更深更广地渗透于唐宋以后的中国社会。[84]
4至7世纪欧亚大陆开始发生动乱，佛教的生死观开始向东亚渗透，基于因果报应，佛教独特的冥界观也给唐长安的居民带来了影响。[85]比如，以下所示的蓝谷沙门慧祥撰《弘赞法华传》卷9《转读第7·唐洛阳白马寺释法眼》（《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第42页a3-b5），[86]有如下的因果报应故事。这个故事，是以唐长安居民为对象，以长安的都市空间为舞台，希望大家可以边参看图7长安的都市空间边阅读这则史料。[87]括号内文字为笔者补充。
释法眼，俗姓高，隋齐国公高颎曾孙也。俗字立敬，一名元怿。未出家时，贞观中，与兄立览于化度寺僧明藏处，学读《法华》《般若》，稍似精熟，敬后弃其所习。
龙朔元年（661），征辽还，三年（663）正月，往台看动。从顺义门出，有两骑追之，曰：“今捉获矣。”敬问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阎罗王使者，故来追卿。”其人惶忙，走马而出，欲投普光寺（图7，颁政坊C3）。使人曰：“疾投寺门，勿令入，入即得脱。”及至寺门，乃见一骑投门，又西走欲入开善寺（图7，金城坊B3），又合骑投门。遂尔相从而奔，欲还本宅，宅在化度寺（图7，义宁坊A3）东，恐道远，乃欲入醴泉坊（图7，B4）。一骑在前，其人以拳击之，鬼遂落马。后鬼曰：“此人大麁，急曳下挽却头发。”即被牵发，如刀割状。又有朱衣白马人，以手柘敬胸，敬应时落马颠仆。
久之稍醒，若坐雾中，家人舆还。至晓苏云备见阎罗王，云：“君何盗僧果子？何事说三宝过？”遂依状罪，无敢厝言。王言：“盗果之罪，合吞铁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尽。说过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苏，俄自见有人头有双角，棒一铁丸，缚敬手足，令一一啖之，傍人不见铁丸，唯见敬张口努目，通身赫赤，喉内热气上冲，蒸欝难近。经日方醒云，已一年吞百余丸。其若无此，经四日如此，吞丸云尽。即就会昌（图7，金城坊B3）、化度（图7，义宁坊A3）二寺，投诚忏悔。至三月三日，又被前使追将见王，王曰：“尔诽谤三宝，罪当耕舌。”敬又见二人，以钳拔舌，似长数百尺；又见二人各执一耜刃，偶耕其上。勘案乃云：“尝读《法华》《金刚般若》。”因尔得苏，亲等视其舌上，若刀割处，为读二经，所以不断。
敬后若思若说，战怖流泪，因遂出家，名法眼。精厉倍常，住东都白马寺。不知所终。
这则佛教故事中的释法眼为隋齐国公高颎曾孙，以长安的都市空间为舞台，是佛僧们和佛教徒们以长安居民为对象所讲的故事。[88]长安的佛寺，被看作是一种神圣场所（Asyl，圣域或无缘所），这种观念是佛教在渗透的同时产生的。
另外，从这个故事中还可以看出，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传入，使中国古来的冥界观发生了变化。因果报应的思想，是佛教将其传入中国的。[89]因果报应等的佛教思想，必然让人们面对佛法所具有的普遍且有超越性的价值观，其结果使在强调家族和群体的儒教中显得薄弱的个人意识逐渐生成。佛教的普及，对扎根于个人意识的“世俗的”社会的产生起到促进作用。
以下所示的《太平广记》卷306《神·卢佩》，出自《河东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25—2427页）。小说与上述佛教的报应谈不同，可以看出当时长安居民的生死观。这则小说是以异类婚姻谈和日本的雪女（白衣女妖，ゆきおんな）之类的“禁忌的侵犯”为主题。故事的舞台，是位于长安东部的渭南县、长安城的常乐里（J6）的别宅、延兴门、长安城东郊的墓地、京兆府等等。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大多数长安居民相信掌管长安居民墓的冥界神“地祇”，和居住在冥界的仙人“地仙”的存在（以下文章基于1961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但根据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82—1284页收录的“卢佩”，对一部分的文字作了改正）。
卢佩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常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而求国医王彦伯治之。
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又似有所候待来，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被顾问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妇人曰：“彦伯国医，无容至此。妾有薄技，不减王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请以身为仆隶相酬。”
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廖。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竟持所有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当要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何阶上答全德。”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天师奴，今反得为丈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手，取所持小妆奁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年诸苦，释然顿平。即具六礼，纳为妻。
后数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妾诚非匹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治（“治”原作“妇”，据明钞本改。）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请相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便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靖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恭李谘议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祗，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出《河东记》）
（2）壁画与石刻所描绘的长安都市生活
在长安近郊发掘的多数墓葬，其墓道里都有壁画，石棺上刻有线刻画。表2是长安（包括居住洛阳）的居住地与长安近郊的墓葬地都可以确认的墓中，仅绘有壁画墓的一览表。这些墓壁画是对在长安城内居住的官人们的生活场景进行了解的绝好资料。当然，壁画中所绘的生活情景或许只是对在世生活的一个理想写照，而并不一定是现实，但不可否认这是了解当时社会情景难得的宝贵资料。
基于死后仍然继续着在世生活的思想观念，墓室里设有再现墓主在世生活的物品，墓道的壁画描绘了在世生活的一端。遵循生前的身份秩序，人死后在黄泉依然过着与生前同样的生活，因此都城近郊的墓葬壁画和石棺的刻画，都成为了生动再现各个身份、阶层、职业出身的长安居民都市生活一端的时间胶囊。在下面几个小节中，将以唐的皇太子、皇族、宦官这不同职业与身份的三者的墓室壁画和石棺刻画为例，试窥探他们生前的都市生活的具体面貌。
①章怀太子李贤（654—684）的《狩猎出行图》和《打马毬图》
众所周知，唐第三代皇帝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二子，皇太子李贤墓的壁画，展示了7世纪后半叶长安城内的东宫皇太子生活的一端。[90]李贤为皇太子时，679年因涉嫌暗杀大臣的罪名而被废为庶人，683年流放巴州，翌年（684）逼令自尽。李贤死后恢复名誉，705年武则天死后的翌年，灵柩从巴州返还都城陪葬乾陵，711年追谥为章怀太子。
章怀太子李贤的生活，从在长安城外的《狩猎出行图》和在城内东宫马球场的打马球比赛的情形中可以进行视觉的具体辨明。如图18李贤墓壁画的《狩猎出行图》所示，此图巧妙地绘制了去长安郊外狩猎的皇太子等人的装束动作等，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于长安近郊进行狩猎活动的实态，打破了文献研究的界线。[91]
另外，从文献上可知，在7至8世纪的长安城内盛行着由中亚传入的打马球。[92]如图19李贤墓壁画《打马球图》所示，本墓壁画的发现，对文献论述的长安盛行马球这一点从视觉上进行了具体的印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为今后的墓壁画研究带来巨大的影响。
②延福坊（C9）李寿（577—630）的《乐舞图》
李寿，是唐世祖（李渊之父）之弟郑孝王李亮的长男，陇西狄道人。居住于延福坊（C9）。官爵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殁后追赠司空。
图20李寿墓以石椁线刻《乐舞图》而闻名。李寿墓除了墓道绘有多彩的壁画之外，还因墓室石棺上有石刻的伎女乐团而著名。伎女乐团的乐器构成有笙、排箫、大筚篥、铜钹、横笛、小筚篥、云和、琴、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筝、槃鞞、腰鼓。[93]
这个乐团组合的特点在于，从中亚、印度、波斯传入的新乐器、乐曲和中国传统乐器、乐曲进行合奏，特别是河西走廊西凉地域（现甘肃省武威市一带）的西凉乐有着很大的影响。[94]此石刻画如实地说明了音乐演奏与歌舞，在当时长安城内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③安兴坊（I3）苏思勖（？—745）的《乐舞图》
苏思勖是玄宗期的宦官，居住在安兴坊（I3）。苏思勖墓，1952年在长安城东郊的墓葬地区被发掘，如图21苏思勖墓壁画《乐舞图》所示，自家男性乐团壁画的出土使苏思勖因而闻名。[95]男性乐团的乐器结构，左侧有歌手、击拍板、横笛、钹、笙、琵琶，中间有舞蹈的男性一人，右侧有男性歌手、排箫、箜篌、筝、筚篥的组合。本图中左右二名男性歌手，也有可能是去势男性歌手，即阉伶（castrato）。
此乐团、乐器组合，与上述李寿墓的线刻基本类似，在长安流行的这种乐器和乐曲，成为日本雅乐的源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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