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区战国以前属吴地，正像“金陵”“秣陵”这两个典型的楚式地名所显示的那样，自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降，这一带楚文化的影响非常浓厚，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被归入“东楚”。秦汉统一以后，这一带成为中原势力向南方推进的前沿基地。前文提及的“土著”，其实也只是南迁时间较早的汉人而已。孙吴定都建业以后，作为军政中心，新的“侨寓”人口快速积聚到这里，这里更是成为中原势力南进的大本营。原本流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前横室、后纵长方形的双室砖墓，从孙吴中期开始在都城周边流行起来，演变成孙吴及西晋时期高等级墓葬（Ⅱ、Ⅲ型墓）的代表。这一现象表明，生活在都城建业及东部都城圈范围内的土著也好，侨寓也好，其精英阶层对这些新的文化并没有太多的抵触感，而是欣然接受了。其间，文化上的认同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与300年后隋平陈后的状况大不相同。
西晋平吴时，虽然吴人也被部分北人诟骂为“亡国之奴”或“貊奴”，但西晋朝廷在政治上对旧吴基本上是温存的，都城没有遭受摧毁，江东人士甚至放弃旧俗，在书法、语言、哭丧、居丧等最根本的习俗上纷纷效慕京洛。这样的现象虽然遭到了同是吴人的葛洪的“讥惑”，但这正说明了当时江东人士以西晋为“上国”的社会风尚。[79]前引江宁索墅砖瓦厂1号墓（2-62）墓砖上出现的“姓朱江乘人居上□太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砖铭，正是这种社会风尚的表现。江东士人，远赴洛阳，遇褒扬则欢喜（如被誉为“五俊”或“南金”的贺循等人），遭鄙视则愤怼（如陆机、张翰等人），因此，江东士人对西晋的反感更多地停留在个人情感上。江东旧吴之地总体上的放弃旧俗、邯郸学步，也说明了江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尚未完全形成。
晋元帝初来建康时，曾对江东豪门领袖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80]这句话，映衬出了东晋王朝的流寓色彩。死后归葬祖先所在的“旧墓”，又是魏晋南北朝贵族葬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正像谢鲲墓志中特言“旧墓在荥阳”，“假葬建康县石子罡”那样（3-017），“假葬”与“旧墓”的关系向我们倾诉着侨寓贵族北归故里的情结，谢鲲的遗嘱和谢氏家人的北归心情也跃然纸上。包括帝室在内，南渡世家大族也都在建康择地“假葬”，形成了流寓世家大族的家族墓地。聚族而葬、墓葬形制相对单一、随葬墓志等等，这些时代特征，似乎都可以用“流寓”一词来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世代的变迁，南渡北人虽难舍故里郡望，但对江南这片新天地很快就有了认同，东晋晚期的范宁在上书陈述时政时说：“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81]这样的变化轨迹，在建康周边世家大族墓出土的墓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东晋流寓贵族在东晋建国万象更新的时候，尚有恢复中原、回归故土的意愿。但是，流寓第二代以后，墓葬形制上的变化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就墓志的措辞而言，他们早已误把青溪作金谷，错将建康为洛阳，而东晋流寓政权土著化的结果，就是南朝。
不难看出，六朝时期建康的都城空间、郊外葬地的扩展及都城圈社会的构成，无疑就是一部北人政权从流寓到土著的简史。与西晋平吴相比，隋平陈后江南地区的抵抗是异常激烈的。平陈以后，隋朝政府诏命将建康城邑宫室全部平荡耕垦，意在通过消灭物质形式上的存在，将六朝曾经的繁华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去，加强陈朝旧境内的士民对隋朝的认同感。政治上的彻底摧毁，招致的是大规模的反隋暴动，一时间，“陈之故境，大抵皆反”[82]，“生脔县令，啖其肉”[83]。其他州县也是“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耶！’”[84]隋平陈后江南地区的猛烈抵抗，充分说明经过300余年的发展，转移到江南这个空间来的中原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并长出新的枝叶，结出了适宜江南风土的果实，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江南文化。
表2 南京地区两汉吴晋墓葬统计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表3 南京地区东晋墓葬统计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附记：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新型超媒体GIS 技术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以六朝南京为例”（41271388）、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27年度（2015年度）基盘研究（A）“东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城と葬地の政治的·社会的关连に关する比较史的综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所谓中国“中世纪都城”，是指始于曹魏邺城终于隋唐长安城的都城模式，详见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第71—80页。
[2]西江清高：《历史的“地域”としての关中平原“周原地区”》，见茶谷满论文所引，原载《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所藏考古资料の研究 高藏遗迹の研究·大须二子山古坟と地域史の研究（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オープンリサーチセンター研究报告）》，2011年。
[3]茶谷满：《后汉洛阳城の可视领域と皇帝陵との空间关系——洛阳都城圈の样相に关する基础的考察》，《年报 人类学研究》第3号，2013年。此处参见中村圭尔《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圈”社会研究の意图》，载国际研究集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の主要都城と都城圈社会》，阪南大学，2014年12月，第4—5页。
[4]盐泽裕仁：《后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东京：雄山阁，2013年，第1、3页。
[5]中村圭尔：《建康と水运》，载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历史的研究》，1984年；《建康と三吴地方》，载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农村》，1992年；《会稽郡在六朝史上所起的作用》，载《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1998年。后均收入其著《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
[6]中村圭尔：《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圈”社会研究の意图》，第1—15页。
[7]如前引盐泽裕仁《后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第七章《六朝建康の都市空间》，小尾孝夫《六朝建康の墓域と都市空间》（六朝建康与都市研究研讨会论文，东京大学，2011年12月）、《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与江右地区》（载张达志主编《中国中古史季刊》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0—57页）、《建康の历史的性格と都城圈の形成》（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修研究室编《中国都市论への挑动》，东京：汲古书院，2016年，第197—220页）等。
[8]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83页。
[9]参见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的新思路》（初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26—38页；修订稿以《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为题，载《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年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76—292页；《汉唐历史与考古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83—309页）。又见小尾孝夫译《建康城の研究——发掘と复原》，载《山形大学历史·地理·人类学论集》第13号，2012年3月，第55—79页；后又被收入新宫学编《近世东アジア比较都市史の诸相》，东京：白帝社，2014年2月，第195—220页）、《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第71—80页）及王志高《思路与方法：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后载其著《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10]今南京市下辖江南的鼓楼、玄武、秦淮、建邺、栖霞、江宁、溧水、高淳和江北的浦口、六合等10区，就两汉和吴晋时期而言，高淳、浦口、六合因与都城关系尚不密切，故暂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11]王志高《秦汉秣陵县治新考》（《学海》2014年第5期；后载其著《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第10—18页）提出新说，考证秦汉秣陵县治在今南京市区建邺路一带，但与诸多六朝史料不合，本文暂从旧说。
[12]南京地区迄今已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全四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对之做了全面汇编。本文所用资料主要来自上述两种汇编，并参照《中国考古学年鉴》所收部分资料简介。
[13]本文所言“南京市区”，是指图中明城墙围起来的城市空间。
[14]姜林海、王志高：《江宁县湖熟汉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页。
[15]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资料，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市湖熟镇窑上村汉代墓葬发掘简报》结语部分，《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一册，第479页。
[16]相关考述见前引王志高《秦汉秣陵县治新考》，《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第13—14页。
[17]参见前引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第66页。
[18]许嵩撰，张枕石点校：《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页。
[19]许嵩撰，张枕石点校：《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第54—55页。
[20]许嵩撰，张枕石点校：《建康实录》卷4《后主》，第98页。
[21]参见前引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
[2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一册，第464—470页。
[23]以上数据的基础资料来自《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后汉书》志第22《郡国志四》、《晋书》卷14《地理志上》，并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甲表4、甲表7、甲表8、甲表13、甲表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19、24、26、38、45页。
[24]《晋书》卷15《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9—460页。
[25]《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1页。
[26]《三国志》卷50《吴书·嫔妃传·孙休朱夫人》，第1201页。
[27]《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第1131页。
[28]《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第1146页。
[29]许嵩撰，张枕石点校：《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第53页。
[30]参见前引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第69—72页。
[3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狮子山、江宁索墅西晋墓》，《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二册，第1037—1044页。
[32]表1所引各墓例平剖面图，均取自该墓的发掘简报。
[33]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二册，第697—727页。此外，近期调查发掘的安徽当涂姑熟镇“天子坟”和苏州虎丘路大墓，后室无耳室，等级上略次于上坊大墓（Ⅰ型墓），但明显高于Ⅱ型墓，应为孙吴晚期宗室墓。其类型位于本表所列Ⅰ、Ⅱ型之间，待资料公布后详细探讨。
[3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二册，第697—727页；《南京江宁上坊大型孙吴墓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二册，第728—731页。
[35]参见前引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
[36]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县文化馆：《南京湖熟汉代朱氏家族墓地》，《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一册，第484—496页。
[37]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清理邓府山古残墓五座》，《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二册，第753页。
[38]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一册，第464—470页。
[39]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滨江开发区15号路六朝墓葬清理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买地券文经张学锋《南京滨江开发区吴墓出土“建衡元年”买地券补释》校正，《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60—61页。
[40]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www.xing528.com)
[41]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
[42]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10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478页。
[43]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布。关于墓主人与秣陵纪氏家族关系，是笔者目前的推测，相关论述请参见前引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
[44]发掘资料未正式发表，拓影见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录文可参见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45]前引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
[46]《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黄龙元年（229）条载：“秋九月，帝迁都于建业。……其建业都城周二十一里十九步。”同书卷7《显宗成皇帝》咸和五年（330）条注引《地舆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晋江左所作。”许嵩所谓“其建业都城周二十一里十九步”成为孙吴时期已经存在“周二十里一十九步”都城的依据。然而，南朝史料《地舆志》称“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很明显这句话中的主语是“东晋都城”，而东晋都城只是利用了孙吴都城的“旧址”，看不出孙吴已有“周二十里一十九步”都城的意思来。
[47]《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第55页。
[48]《建康实录》卷5《中宗元皇帝》，第122页。
[49]房玄龄等撰：《晋书》卷7《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页。
[50]前引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汉唐历史与考古研究》第283—309页。
[51]王志高：《六朝建康城遗址出土陶瓦的观察与研究》，韩国瓦学会第八届定期学术大会论文集《瓦的生产与流通》，2011年11月，第7—35页。日文版见日本明治大学古代学研究所编《古代学研究所纪要》第18号，2013年3月。后经增订收入《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9—101页。
[52]“旧稿”指前引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两文。
[53]《建康实录》卷9《烈宗孝武帝》，第266页。
[54]《建康实录》卷7《显宗成皇帝》，第180页。
[55]《建康实录》卷7《显宗成皇帝》，第181、182页。
[56]如《宋书》卷15《礼志二》“其六门之内，既非州郡县部界，则不合依门外”、同书卷79《文五王传》“帝加（刘）诞节，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门”等。
[57]参见卢海鸣《六朝都城》第三章，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58]详细请参照前引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
[59]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南京地区有关的散见于各学术期刊的东晋墓发掘简报，南京市文物部门近年来作了影印集成，分别见南京市博物馆编著《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第一、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南京市博物馆编著《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本文所收资料，除表3-130外均见于上述三种集成，不再一一引用原刊。
[60]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吴桂兵：《两晋墓葬文化因素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61]《晋书》卷8《哀帝纪》，第205页。
[62]相关讨论请参见张学锋《东晋の哀帝——哀帝を通してみた东晋前中期の政治と社会》，《古代文化》第52卷第8号，第42—49页。中文版载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80—289页。又收入自选论文集《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第36—53页。
[63]相关探讨可参见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第4期）、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志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人身份的讨论》（《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吴桂兵《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形制、墓主及其他——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一》（《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等。
[64]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报告参考此前附近发掘的晋恭帝玄宫石碣，推断墓主人为晋恭帝。但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第4期）、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等相关论述认为应是安帝或孝武帝陵墓。
[65]1955年华东文物工作队在幕府山南麓的朱家山清理了两座六朝墓葬，其中的1号墓曾被推测为穆帝的永平陵（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幕府山六朝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南京汽轮电机厂大墓发掘后，推断此墓才是穆帝永平陵。
[66]郭家山4号墓（047），东晋前期墓葬，出土“王”字铭砖，甬道内设一道木门。发掘者推测与琅邪王氏王导一支家族墓有关。
[67]据骆鹏《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王珪之为东晋王彬之子王彪之的曾孙、东阳太守王临之之孙，墓志言其葬于王彪之墓墓道之外。《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68]谢安死后，葬建康梅岭，传陈朝时为始兴王陈叔陵所发。《陈书》卷36《始兴王叔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94页。谢安所葬的梅岭，又称梅岭冈、梅冈，与1964年发掘的谢鲲墓（3-017）近在咫尺，推测这一带存在着陈郡谢氏的家族墓地。
[69]志文据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页。赵氏释文中，“圣诏嘉悼”误为“圣诸嘉悼”，据拓本改。
[70]《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21页。
[71]《晋书》卷57《滕修传》，第1553页。
[72]《晋书》卷33《王祥传》，第990页。
[73]相关内容可参见福原启郎《西晋の墓志の意义》，初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国中世の文物》，1992年；后载其著《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又可参照拙著《中国墓葬史》第五编《魏晋十六国北朝墓葬》，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
[74]近期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对张镇墓志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发现该志系用旧碑志打磨改凿而成。旧碑志的具体情况不详。
[75]如齐永明六年（488）王宝玉墓志、梁普通七年（526）陆倕墓志。前者王宝玉，吴郡嘉兴人，身份为梁武帝从父萧崇之的侧室，身份比较特殊。后者陆倕，吴郡人，其志见于《艺文类聚》的摘录及宋人陈思《宝刻丛编》的著录，但属南朝晚期的现象。此外，《文选》《艺文类聚》等典籍中保存下来的墓志铭亦不见有明确的江南土著墓志。参见邵磊《南齐〈王宝玉墓志〉考释》，初见《文献》2003年第4期；后载其著《冶山存稿》，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朱智武《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76]［德］安然（Annette Kieser）：《魂归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士族》，载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0—295页。
[77]张学锋：《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32—40页；后收入自选论文集《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第370—383页。
[78]张学锋：《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载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19—336页；后收入自选论文集《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第355—369页。
[79]葛洪著，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卷26《讥惑篇》，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下册第2页。参见唐长孺《读抱朴子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8—368页。
[80]刘义庆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页。
[81]《晋书》卷75《范汪传附子宁传》，第1986页。
[82]《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十一月条后，第5530页。
[83]《北史》卷63《苏绰传附子苏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5页。
[84]《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十一月条后，第553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