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建康都城的空间安排

正如前文所述，孙吴都城建业实际上是由多所不同性质的宫殿、城垒构成的，是对先秦两汉“多宫制”的继承，^[45]未见都城墙的记载，^[46]尚未形成单一宫城的都城形制。

孙吴时期建设的诸宫规模都不大，作为正宫的太初宫，周回也只有五百丈，^[47]约合1 150米。孙吴诸宫在西晋平吴时并没有遭遇兵燹，也不见隋朝平陈时的那种人为毁坏。西晋平吴后，改孙吴旧都“建业”为“建邺”。西晋末年为避晋愍帝讳，又改“建邺”为“建康”。孙吴诸宫在西晋末年石冰之乱时几乎被焚烧殆尽，陈敏平石冰后占据建邺，“因太初宫故基创造府舍”。永嘉元年（307），宗室琅邪王司马睿“用王导计渡江，镇建邺。讨陈敏余党，廓清江表，因吴旧都城修而居之，以太初宫为府舍”^[48]，宫都的格局和形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之乱时，“兵火之后，宫阙灰烬”^[49]，于是，在丞相王导的主持下，东晋朝廷于咸和五年九月重新规划建设建康宫都。咸和七年十二月新宫落成，署曰“建康宫”，又称“显阳宫”，正殿曰“太极殿”。

据文献记载，成帝时期重新规划建设的建康宫都，对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进行了彻底改造，最大的变化在于：（一）确立了贯穿宫城和都城南北的中轴线——御道，宫城正门大司马门至都城正门宣阳门之间为二里，宣阳门至秦淮水北岸的朱雀门之间五里，计七里；（二）废除了孙吴时期的多宫形式，改为单一宫城制，宫城位于中轴线北端；（三）宫城外围建立都城墙，百官衙署大多集中在大司马门与宣阳门之间的御道两侧；（四）宫殿、城门、苑囿的名称，几乎全部采用了西晋洛阳的旧称。不难想象，新建的建康宫都，是对西晋洛阳城的模仿。

由于六朝都城直接叠压在今南京市区之下，考古工作起步较晚且异常困难。迄止20世纪末，有关建康城空间范围问题的研究，无一不是基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展开的，没有考古资料的依据。观点繁多，意见相左。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南京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沉睡于地下一千四百余年的六朝建康城遗址逐渐露出了真容。完整的考古资料虽然尚未公布，但媒体及发掘人员的近著中已披露了部分资料，笔者也多次受邀参访发掘现场，获得了许多直观的认知。这些资料虽是冰山一角，但其对建康城复原研究工作的价值已经充分显示了出来。为便于考古资料全面公布后建康城遗址的全面展开，笔者曾撰《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50]对20世纪以来建康城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初步梳理，肯定其成果，指出问题之所在，并提出了建康城复原的新思路。

如图五所示，东晋初创时期的建康城，南以牛首山为天阙，背倚覆舟山，形成了都城的中轴线，北偏东24．6度。都城正南的象征性建筑朱雀门，位于今中华路镇淮桥稍北；往北五里为都城正门宣阳门，位于今太平南路与马府街交界处偏西；自此往北二里为宫城正门大司马门，位于今太平南路与文昌巷交界处偏东，游府西街、文昌巷一线基本上是宫城南墙；宫城北墙与都城北墙共用，在今珠江路南侧潮沟遗迹以南。都城、宫城的东西墙则按文献记载的里数减去南北长度得出。(www.xing528.com)

图五　东晋建康城示意图

迄今为止，至少已经有9处发掘资料可以证明本文所示复原图的可信性，它们分别是：新浦新世纪广场（砖铺道路、侧沟等）、南京图书馆（砖铺道路、侧沟、殿基、墙基、水井、水道、木桥等）、警察博物馆（砖铺道路、侧沟）、江苏美术馆工地（砖铺道路）、旧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城墙夯土及城濠）、利济巷西侧（城墙夯土及城濠）、游府西街小学工地（城墙夯土遗迹及砖砌地下给排水系统）、长江后街南侧（大型夯土台基）、南京第六中学（城墙夯土遗迹）。其中，旧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北偏东约25度的夯土城墙及城濠，据笔者提示的复原示意图应是建康宫城东墙及城濠的偏北部遗址，近年来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南京六朝博物馆即依托该遗址建成；利济巷西侧工地发现的夯土城墙及城濠，应为宫城东墙及城濠偏南部遗址，这一线以东到青溪之间则是东晋晚期及南朝时期的东宫所在；游府西街小学发现的部分东西向夯土遗址，则为宫城南墙的偏西部分；而2011年5、6月间在南京第六中学（秦淮区白下路193号）建设工地发现的夯土城墙遗址，据原南京市博物馆研究员王志高（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教授）在韩国瓦学会第八届定期学术大会上发表的《六朝建康城遗址出土陶瓦的观察与研究》，应为南朝萧齐以后建康都城南墙的偏东部分。^[51]以上四个地点，分别与笔者复原的宫城东墙线、宫城南墙线及都城南墙线基本重叠，成为笔者所示复原图可信性的确证。

这里提示的图五“东晋建康城示意图”，与此前笔者在旧稿中所示的示意图有一个较大的区别。^[52]保存在今南京六朝博物馆地下一层的一段夯土城墙，由于其东侧有宽20米以上的城濠遗址，因此自发掘以来就有宫城东墙与都城东墙之争。旧稿是将这段夯土城墙视为都城东墙，将城濠遗址视为都城东墙外城濠的，所以复原出来的东晋建康城更加狭长，宫城、都城北墙不在同一条线上，都城的北界也因此越过了城北堑潮沟。但是，最近在精读《建康实录》时发现，在该书卷9《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三年（378）七月条许嵩注引《苑城记》曰：“城外堑内并种橘树，其宫墙内则种石榴。”^[53]可见建康宫墙外是有城濠的，宫墙与城濠之间的空地种植橘树，与之相对宫墙内侧种植石榴。而建康都城的东、西两侧分别以青溪和运渎为天然屏障，开挖城濠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对东晋建康城示意图作了修改，修改后的建康宫城北墙和都城北墙在同一条线上，且均在城北堑潮沟的南侧，这与《建康实录》卷7《显宗成皇帝》咸和五年（330）九月条许嵩注都城“正北面用宫城，别无门”^[54]一致。经过这一次的修订，东晋成帝时规划建设的建康都城和宫城的空间范围基本上确定了下来。然而，当时的建康都城虽然设有宣阳、陵阳（广阳）、开阳、清明、建春、西明等六门，但从“修六门”，“时百度多阙，但用茆苫”等记载，^[55]当时并不存在夯筑的都城墙，而是用茆苫、木栅、竹篱等简单材料围成的都城范围，故文献中常以“六门”指代都城，^[56]改筑夯土城墙要到南朝萧齐建元二年（480）。^[57]

从图五所示“东晋建康城示意图”中可以看出，东晋重新规划设计的建康都城，完全摆脱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多宫制形式，采用了始于曹魏邺城的“邺城模式”。具体负责规划建设建康城事务的是王导的堂兄弟、将作大匠王彬。王导、王彬均出自琅邪王氏，由他们负责规划的建康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建康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他们的都城理念，一定会受到他们曾经生活并熟悉的华北都城的影响，具体来说受到邺城、洛阳的影响。新建的东晋建康城，宫掖集中在宫城之内；宫城正门之南的御道两侧集中政府官署；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设置广阔的苑囿；后世又在都城周边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这种布局，不用说是邺城模式或洛阳旧都在江南的重现。笔者将始于邺城终于隋唐长安城的都城归为“邺城模式”，并将其定性为“中世纪都城”。^[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