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所见吴都建业的都城圈社会

通过上文的阐述，南京周边地区的两汉吴晋墓地分布及墓葬形制特征已经基本廓清，接下来我们试图通过这些资料来初步认知吴都建业的“都城圈社会”问题。

笔者在旧稿中将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部地区分成了“近东”“中东”与“远东”三个层次。^[35]本文涉及的范围是所谓的“近东”，即建康东南弧形地带以内的问题。所谓“都城圈社会”，涵盖的内容非常庞杂，但重点是生活在这个圈内的人的活动。通过墓葬能够认知到的都城圈社会虽然有限，亦不乏偏颇，但笔者仍然想做一个尝试。

从两汉墓葬分布的情况来看，在南京成为吴都之前，人们更多地居住在东部弧形地带。以湖熟朱氏家族墓（2-05）为例，从2号墓出土的墨书告地策木牍可知，墓主为“丹杨郡胡孰都乡安平里公乘故吏朱建”。据告地策所记，朱建在东汉建武二十九年（53）“以诵书出补乡小史”，次年又“入给廷功曹小史学事”，永平三年（60）“中府为尉曹□”，永平八年（65）“为书佐”，永元五年（81）卒。^[36]可见在东汉前期，湖熟一带已经出现了像朱氏这样的地方豪族，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诸多地方豪族一样，参与到了地方政府的行政之中，在社会、文化上，表现出了与中原的一致性。

而当时今南京市区的开发则相对滞后，六朝号称人烟稠密的城南秦淮河两岸，两汉时期尚属人烟稀少之地，孙吴以后成为主要葬地的石子冈上，除邓府山发现过3座东汉末期墓外，^[37]迄今未见有其他汉墓的报导。2007年在市区中华门外北宋长干寺（后改名“天禧寺”）、明代报恩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清理了多座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1号墓和2号墓为东汉墓葬（2-16）。2号墓出土了一件带有建安二十四年（219）纪年的买地券，称“龙桃杖从余根买㓻（冈）上冢地”。^[38]所谓的“㓻（冈）上”，指的应该就是石子冈（罡）。

而就是这个石子冈，进入孙吴以后，成为建业城南最集中的葬地，所谓“葬者依焉”“冢墓相亚”。从上一节墓葬形制的分类以及表2“南京地区两汉吴晋墓葬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孙吴西晋时期，石子冈一带虽然也有部分Ⅱ、Ⅲ型墓，但Ⅳ型墓和Ⅴ型墓，即中小型的凸字形单室砖墓和竖穴土坑砖墓主要集中在这一带。可见葬在石子冈的主要是居住在建业城南长干里一带的居民，也正因为如此，将军诸葛恪、孙休朱夫人被草草葬在石子冈才会成为问题。

与石子冈相比，距离建业宫都稍远的今幕府山、甘家巷、上坊、西善桥、板桥、江宁等地的吴晋墓中，属于Ⅱ、Ⅲ型的双室砖室墓更加引人瞩目。这些墓葬的墓主人身份，虽然无法完全究明，但据少量的出土文字依然可以略知一二。

例如，南京滨江开发区缪承墓（2-23）是一座凸字形单室砖墓，出土了孙吴建衡元年（269）的买地券，据此可知墓主是相府吏缪承，“今还丹杨业建（“建业”之误——笔者注）□乡梅府里卜安冢宅”^[39]，从“还”字中可以推断，缪承应该是其葬地附近即建业县□乡梅府里一带人。(www.xing528.com)

又如，1979年江宁上坊棱角山发掘的一座孙吴天册元年（275）墓（2-27）^[40]和2008年在距离棱角山百余米的沙石岗清理的一座孙吴天册元年墓葬（2-26），^[41]两墓出土了完全相同的铭文砖，综合散见于不同墓砖上的铭文，可复原为“天册元年七月十八日兒矦师李横作甓”。“兒矦”即“倪侯”，包括这两座墓葬在内的棱角山、沙石岗孙吴墓葬，为倪氏家族墓无疑。这一带古称“倪塘”，今讹成“泥塘”。《资治通鉴》卷110东晋王恭被斩于倪塘条下胡三省注曰：“倪塘在建康东北（“东南”之误——笔者）方山埭南（“北”之误——笔者），倪氏筑塘，因以为名。”^[42]胡注虽然在地理方位上出现了谬误，但对“倪塘”的释义是正确的。地名以姓氏命名，可见倪氏非一般家族。

再如，2011年南京市博物馆在江宁区上坊更东接近句容市界的上峰张府仓村发掘了一批孙吴至东晋时期的墓葬。其中5号墓出土了“凤凰元年七月”“凤凰三年九月”铭文砖，4号墓出土了“太康六年岁在乙巳□□”铭墓砖，两墓均为吴晋时期Ⅱ、Ⅲ型双室砖墓。这两座墓葬笔者推测可能与两晋之际大臣纪瞻的父（吴光禄大夫、中书令纪陟）祖（吴尚书令纪亮）有关。^[43]

以上三例是建业本地人士的墓葬，他们或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或为地方上的豪族。从“还”和“倪塘”这些关键词字中不难发现，这些家族在建业都城之外都有自己的产业，他们是这些地域真正的地主，是当地相对的土著。据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孙吴西晋时期，建业地区至少形成了缪氏、倪氏、纪氏、陶氏、甘氏等一批地方豪族及入仕的官僚贵族。

孙吴时期从外地迁徙到建业最后卒葬于此的人数应该更多。如幕府山M2五凤元年（254）墓（2-20）墓主是九江黄甫、邓府山太平二年（257）墓墓主是“江夏竟陵张□□”^[44]、郭家山M7永安二年（259）墓（2-22）墓主是立武都尉吴郡陈重、栖霞山甘家巷M29建衡二年（270）墓（2-37）墓主徐林是广陵堂邑人、光华门薛秋墓（2-33）的墓主是折锋校尉沛国竹邑东乡安平里公乘、板桥石闸湖永宁二年（302）晋墓（2-69）墓主是“杨州庐江郡枞阳县大中大夫汝阴□”。

以上所列外来人员中有官员，有平民，他们的墓葬通常都是Ⅱ、Ⅲ型墓，即大型砖室墓。像幕府山五凤元年墓墓主“大男黄甫”、邓府山太平二年墓墓主“大男江夏竟陵张□”、郭家山永安二年“大女□”，身份上的“大男”“大女”，属于没有品秩的平民，但却能在都城附近择地建造Ⅱ、Ⅲ型大墓，可见其背后的家族势力不可忽视。因各种原因迁徙到都城建业的官僚或富裕家族，在都城近郊占田置业、圈地立冢的现象应该非常普遍。

孙吴西晋时期Ⅱ、Ⅲ型双室砖墓的墓主人，从地域来源上看，既有土著亦有侨寓，从身份地位上看既有官僚亦有平民，不难想象，都城建业及都城圈的“近东”，是一处五方杂俎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