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三“南京地区孙吴墓葬分布图”是据迄今公开发表的资料（参见表2）绘制的示意图。
都城地位的确立、宫都位置的确定、屯田政策的实施，以及缘江防卫的重要性等因素，深刻地影响到了吴都建业周边葬地的变动。通过对图一“南京地区两汉墓葬分布图”和图三“南京地区孙吴墓葬分布图”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以下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墓葬数量的变化
图三 南京地区孙吴墓葬分布图
因都城地位的确立，水陆运交通路线的逐渐完善，作为孙吴政治、军事的中心城市，建业成为人口聚集之地。聚集到这里的人口中，有以孙吴皇帝为首的宗室成员，有服务于军国事务的庞大的官僚系统成员，有服务于宗室、官僚阶层的官府手工业从业人员，有供给都城各阶层日常运营的各类人员。文献中虽然没有留下吴都建业有效户口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从西晋平吴后太康（280—289）初年的全国户口资料中窥见一二。西晋平吴后，以建业为中心设置丹杨郡，辖县11，范围比两汉时期丹杨郡（西汉辖17县，东汉辖16县）小了不少。太康初年丹杨郡11县总户数为51 500户，平均每县约4 682户。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丹杨郡下辖11县的平均户数还不如两汉（西汉平均6 325户，东汉平均8 532户）。然而，太康初年全国的户口总数只有2 459 840户，16 163 863口，仅为西汉最盛期元始二年（2）的20．1%和27．1%，为东汉永平五年（140）的25．4%和32．9%，而丹杨郡户口的保有率分别是西汉的74．1%和东汉的54．9%，远远高于当时的平均数。而且，太康初年全国各县的平均户数为2 037户，而丹杨郡的4 682户，仅次于西晋都城所在地洛阳河南郡及上洛郡、汲郡、河内郡等少数几个人口大郡，与当时人口繁多的荥阳郡、河东郡、魏郡等同处第二方阵。[23]且丹阳郡11县中，在本文探讨范围内的就有7县，主要人口应该都集中在这里，加上不入户籍的宗室、兵士及流动人口等等，孙吴建业的人口总数应在数十万。西晋平吴后的太康二年（281），将都城建业所在秣陵县的西南境析置江宁县。次年，又以秦淮水为界，水南仍为秣陵县，水北新设建邺县，秦汉旧县秣陵至此被分设为三县。[24]西晋朝廷的做法，不排除对亡国旧都分而治之的政治意图，但人口众多依然是析县分置的基本理念。
人口的大量聚集，使得都城周边的墓葬数量出现了几何级的增加。与图一相比，图三显示出来的孙吴墓葬数量呈现出了量级的增加。在建业宫都的周围，东南部今光华门附近的高地上，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墓葬数量有所增加。北部今幕府山南麓，开始出现较多的墓葬。建业南部远郊的今西善桥、殷巷、江宁镇、东山镇等地，孙吴墓葬也大量出现，而这些区域几乎见不到两汉时期的墓葬。
最明显的是建业南部的石子冈。从图三中不难看出，以今雨花台为中心，东西向分布着密集的吴晋墓葬，如果算上尚未发表的吴晋墓葬，其密集度会更高。而这里在迄今公开发表的资料中还几乎没有发现汉墓，龙桃杖墓（2-16）葬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与“汉墓”关系已不大。《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称：“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于此冈。”[25]同书卷50《吴书·嫔妃传·孙休朱夫人》裴注引《搜神记》曰：“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26]从上引两条史料中不难发现，石子冈上除了坟冢数量众多之外，还可以看出这是一处以平民墓葬为主的葬地。东晋初年陈郡谢鲲“假葬”于此，亦是为了日后迁葬的临时埋葬。
（二）屯田政策对江乘、湖熟二县孙吴墓葬的影响
从图三中还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两汉墓葬相对集中的江乘、湖熟二县治所附近几乎没有发现过孙吴墓葬。
孙吴定都建业后，经济方面的困难便迎面而来，原先东部弧形地带的既有产业无法满足都城巨大的消费需求。为解决军粮问题，黄武五年（226）春，孙权接受陆逊的建议，全面推开了屯田计划。[27]建业东部弧形地带的江乘、湖熟二县是孙吴最早的屯田地点，废止原有的民政系统江乘令、湖熟令，改为江乘典农都尉、湖熟典农都尉，专事屯田。以后，屯田范围进一步扩大，先后在于湖（治今安徽当涂，即汉代丹阳县境内）设督农校尉，在溧阳（治今江苏溧阳西南）设屯田都尉，屯田区域不断扩大。
孙吴屯田的具体管理模式不是很清楚，但从废县令改设典农都尉这个变化上不难看出，孙吴的屯田是以军屯为主。孙吴在赤乌八年（245）八月下令开凿破岗渎，“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28]，工程的负责人及参与者似乎都是屯田官兵。许嵩《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赤乌八年八月条的记载更为详细：“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29]而破岗渎十四埭的下七埭正在当时的湖熟典农都尉辖区内。[30]在施行屯田的过程中，湖熟一带的地方豪族及其依附人口或者自耕农民，是否被转移到了别处？当地土著人口的大量减少，而屯田将士死后不太会葬在当地，这些是否都是造成湖熟附近缺少孙吴墓葬的原因之一，这种可能性似乎无法完全排除。
江乘县的情况与之相类。江乘浦（今九乡河）以东地区几乎没有发现过孙吴墓葬，这一带或许就是江乘典农都尉的主要屯区，居民似乎也被迁往他处。被迁徙的江乘县民有一部分被安置在了江乘浦以西原本空旷的地带，甘家巷北部一带留下较多的孙吴墓葬或许与他们有关，这片葬地的使用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www.xing528.com)
（三）沿江地区战略地位的提高与孙吴墓葬的分布
如前所述，孙吴定都建业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守的目的。孙吴与曹魏在皖口、濡须口、赤壁，与蜀汉发生在夏口、夷陵等地的战争，以及西晋平吴的战争，都发生在建业的上游，因此，沿江防范来自建业上游的军事威胁，对孙吴而言至关重要。
由于当时的江面非常宽阔，因此自上游而来的军旅商船，必须进入长江支流才能靠岸停泊。建业之所以选择秦汉秣陵县的鄙乡建设宫都，原因就在于这里是长江下游最大支流秦淮河（古称“龙藏浦”）的入江处。秦淮的入江口南北是高地山丘，孙吴在此修建石头城，设置了石头戍和石头津，牢牢掌控着来自上游的船只。其实，建业的上下游，这样的支流不止秦淮水一条，从上游的于湖（今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往下，著名的有牛渚、江宁浦、新林浦、蟹浦、江乘浦等，在这些支流与长江的交汇口，前后形成了牛渚营（采石戍）、江宁县治、新亭垒、白下城、江乘县治等沿江要冲。
从建业往上游至今安徽马鞍山一带，秦汉时期的开发程度非常低，也很少看到过有两汉墓葬的发掘报告。然而进入孙吴以后，从图三中不难看出，从建业西南沿江的今西善桥、梅山、江宁镇，一直到马鞍山附近的当涂，孙吴墓葬大量存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马鞍山宋山大墓、朱然家族墓、江宁上湖吴晋墓群等。平吴后的太康二年（281），西晋在江宁浦析秣陵县置江宁县，正是沿江地区不断开发，人口不断增长的结果。
（四）孙吴、西晋葬地基本重叠
图四“南京地区西晋墓葬分布图”是据迄今公开发表的资料（参见表2）绘制的示意图。比较图三、图四还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建业周边孙吴、西晋这两个时期葬地的分布基本重合。
图四 南京地区西晋墓葬分布图
280年西晋发动的平吴战争，以孙皓的投降而告终。正因为如此，孙吴虽然亡国，但都城建业并未因战争受到严重损毁，除皇帝王公贵族外，吴都建业的日常应该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不仅如此，江宁索墅砖瓦厂1号墓（2-62）墓砖上还出现了“姓朱江乘人居上□太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这样的砖铭，[31]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晋平吴后相对安定的社会局势。正是这样的局势，才出现了孙吴、西晋葬地分布基本重合这一现象，也成为数十年后永嘉南渡、建业成为东晋都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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