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都城建康（吴称“建业”，西晋平吴后改称“建邺”，后避愍帝讳改称“建康”）的中心位于今南京市区，经十余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六朝都城、宫城的位置已基本确定。[9]但两汉时期南京地区的中心并不在今南京市区。
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及南京地方史志的记载，秦统一后，在今南京地区设置了江乘、秣陵二县；西汉又分秣陵县地置胡孰、丹阳二县。武帝元朔二年（前128），景帝庶子江都王刘非之子刘胥行、刘将（一作“刘敢”）、刘缠（一名“刘涟”）因推恩令分别被封为胡孰侯、丹阳侯和秣陵侯。丹阳、秣陵二侯因无子嗣，不久后即除国，还为县。胡孰侯传两代，除国后改为胡孰县，东汉更名为湖熟县。[10]
江乘县的治所，在今南京市区东北郊栖霞山南麓、九乡河之东的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至仙林湖一带（参见图一）。秦汉秣陵县治所，历代皆按沈约《宋书·州郡志》考订在今南京市区东南江宁区秣陵镇附近。[11]西汉武帝时从秣陵县析置出胡孰、丹阳二侯国，其治所历来无争议，胡孰侯国及之后的胡孰县、湖熟县，治所在今江宁区湖熟镇，丹阳侯国及之后的丹阳县治所在今南京江宁区与安徽马鞍山市博望区交界处的丹阳镇。
南京地区西、北二面临江，秦汉建置的江乘、湖熟、秣陵、丹阳四县，从东北、东南、西南三面环绕今南京市区，形成了一条东北→东南→西南弧线，这条弧线与今南京市区，即此后的孙吴建业城、东晋南朝建康城之间尚有数十公里的距离。秦汉时期，今南京市区为秣陵县所辖。这里是秦淮河的入江口，为了镇守这一要地，传说春秋晚期越灭吴后，在秦淮河口南岸高地上修筑了越城；战国时期楚灭越后，在秦淮河口的北岸修筑了金陵邑。但与越城和金陵邑相关的记载，均见于孙吴以降，史实和附会传说相互交驳，扑朔迷离。从下文对两汉墓葬的分析中不难发现，与江乘、湖熟二县相比，今南京市区范围内墓葬分布极少，也缺少较大型的墓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南京市区并非这一地域的中心区域。
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址和墓葬，当然具有较大的偶然性。然而，当遗存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又不难看出其中的必然性。南京地区两汉墓葬的分布，与上述四县尤其是江乘、湖熟二县的县治所在地密切相关。
图一“南京地区两汉墓葬分布图”是依据公开发表的资料绘制而成的（详细资料请参照文末所附表2“南京地区两汉吴晋墓葬统计表”，以下简称“表2”）。图中所标识出来的墓葬，是迄至2014年公开发表的资料。[12]据图所示，南京地区两汉墓葬集中分布的区域是市区[13]东北郊的栖霞山附近和东南郊的湖熟附近，这两个地点，正是秦汉江乘、湖熟二县的县治所在地。
如前所述，秦汉江乘县治在今栖霞山南麓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至仙林湖一带。在这一区域的北部山冈地带，分布着较多的两汉墓葬。江乘故治附近的两汉墓葬是南京地区两汉墓葬最集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第一，栖霞山东南麓沿沪宁铁路栖霞至龙潭之间；第二，九乡河（秦汉六朝时称“江乘浦”）以东的栖霞山西麓及西南麓；第三，九乡河（江乘浦）以西今甘家巷村北。而江乘故治的东、南、西三面目前尚未发现相对集中的葬地。
第二个相对集中的地区在湖熟故治的西、北两侧。图一标识出来的仅为已公开发表的窑上村汉墓（2座）和朱氏家族墓（6座）及曹家边汉墓，显得相对稀疏，但未正式发表的资料尚多。如1991年湖熟中学基建工地曾发现汉墓13座；[14]1995年湖熟经济开发区施工工地清理两汉、六朝墓葬100余座，[15]其中两汉墓葬的数量虽然不详，但应该占有一定的比例。
除江乘、湖熟二县故治附近相对集中的葬地外，秣陵、丹阳二县故治附近发现的两汉墓葬很少。南京市区发现的两汉墓葬数量同样不多。历史上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在建康东府城和玄武湖的建设过程中，曾发现过汉墓。[16]20世纪50年代以后，仅在今鼓楼医院及光华门附近大光路发现过两座汉代土坑木椁墓，数量非常有限。
图一 南京地区两汉墓葬分布图
综合南京地区的两汉墓葬，按墓葬构筑材料及形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型：(www.xing528.com)
Ⅰ型：土坑木椁墓。如湖熟窑上村汉墓（2-01、2-02）（括号内数字为表2之序号，下同）、湖熟朱氏家族墓M1（2-05）、江宁滨江汉墓（2-09）、鼓楼东汉墓（2-13）等。
Ⅱ型：土坑石椁墓。按石椁顶部的构筑材料又可分为两类。Ⅱa型全由石板构筑，椁顶石板呈两面坡状，如栖霞高家山汉墓（2-06）、韩家山汉墓（2-07）；Ⅱb型椁四周用石板，顶部用木板，即所谓“木顶石椁墓”，如栖霞山汉墓（2-08）。
Ⅲ型：木顶砖室墓。长方形砖室，顶部以木板铺盖，如栖霞山7号墓（2-08）、湖熟朱氏家族墓M2（2-05）。
Ⅳ型：单室砖墓。长方形砖室，券顶或迭涩顶，无甬道。如栖霞山化肥厂M1（2-10）、红梅村汉墓（2-12）、淳化前郑家边汉墓（2-14）、龙桃杖墓（2-16）等。
Ⅴ型：竖穴土坑墓。湖熟朱氏家族墓M3、5、6（2-05）等。
就南京地区两汉墓葬的发展演变序列而言，Ⅰ型墓多为西汉至东汉初期墓葬，延续时间较长；Ⅱ、Ⅲ型墓处于Ⅰ型土坑木椁墓向砖室墓渐进的过程中，时代属东汉中晚期；Ⅳ型墓出现于东汉中晚期，此后成为主流。Ⅴ型墓应该是时代跨度最大、数量最多的一类墓，但因腐烂迅速，保存状态不好，见诸报告的并不多。
南京地区两汉墓葬从土坑木椁墓经木顶石椁墓、木顶砖室墓向单室砖墓的演变过程，与中原地区的汉墓发展序列基本一致，也与受中原墓葬影响较大的乐浪汉墓等发展序列基本一致，反映了汉代包括墓葬因素在内的中原文化因人员的流动而对周边地区的直接影响，当然，也与这一带土地的开发、森林面积的减少等环境因素有着相当的关联。
综观迄今所见南京地区两汉墓葬的分布，江乘、湖熟二县治所附近的墓葬分布最密集，墓葬类型俱全，墓葬等级也相对较高，从一个侧面说明二县是两汉时期南京地区人口相对集中、土地开发程度相对较高的地点，并且已逐渐形成了像湖熟朱氏家族那样的地方豪族，参与到了地方政府的行政之中。[17]而秣陵、丹阳二县以及今南京市区则相对滞后。东汉末年孙权选择在相对滞后的今南京市区建立宫都，主要应该是出于军事防卫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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