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研究中，王朝时期的都城往往被理解成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圈空间。其实，即使是在中国中世纪都城那样有着广袤外郭城的情况下，[1]由城墙围起来的都城依然只是狭义的都城。作为常识，单凭城墙圈内的城市空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维持一座城市正常运转的，因此，近年来在城市空间的研究中导入了“都城圈”的概念，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都城的周边。
“都城圈”的概念，较早由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者提了出来。2010年，西江清高就“都城圈”问题，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城墙确实是都城的一个要素或一种功能，但与此相对，都城的各种功能，有时是超越城墙，分散在更加广阔的“地域”空间的。因此，所谓“都城圈”，应该是涵盖都城各种功能的一种“关系圈”。[2]而对这一观点展开具体可视化探讨的是茶谷满关于汉魏洛阳“都城圈”的研究。[3]盐泽裕仁则将“都城圈”的概念表述为“都城境域”。盐泽指出：作为王朝对国家实施经营的基础城市（大聚落）——都城，虽然有着自己独立的地域空间，但是，“都城”一旦离开周边的地域社会，它是否还能够独立运作？以往的中国都市史研究，都将重点放在由城墙包围起来的区域（城郭）之内，缺乏将之与城郭之外的区域关联起来的视点。然而，以都城为中心形成的远距离流通网络，其重要性在相对比较安定的王朝自不待言，即使在社会动荡的时代，作为官僚及其家族以及大量战斗人员集中居住的都城，缺少了来自周边地区的物资供给，同样也是无法正常运作的，这一点无须赘言。[4]也就是说，围绕着都城的生产主体——卫星聚落的存在，是都城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条件。由这些卫星聚落和都城共同构成的地域空间，正是“都城”所具有的真正“境域”。在此基础上，盐泽认为：所谓都城，其实存在着由城郭中的小城、大城构成的“郭域”、由“郭域”之外陵墓、苑囿、郊坛等构成的“郊域”以及确保都城物资供给的卫星聚落“境域”等不同层次，都城圈实际上就是由“郭域”“郊域”“境域”这三个同心圆空间的扩展所构成的。
考古学者眼中的“都城圈”，更多集中在对聚落、墓葬、道路交通等遗存的考察上，强调都城圈的空间范围，而历史学者则似乎更多地关注这一区域内人的活动。在“都城圈”这个概念被广泛认知以前，中村圭尔已经对六朝建康城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展开过多种研究，[5]这些既有成果与“都城圈”概念的碰撞，形成了“都城圈社会”这一新的概念。[6](www.xing528.com)
六朝都城建康的“都城圈”及“都城圈社会”问题，亦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7]笔者亦曾基于对六朝破岗渎的考察，就建康都城圈的“东方”展开了探讨，[8]但对建康都城圈和都城圈社会的探讨远未充分。墓葬是一个时期人类社会在地下的重要表现，通过对六朝建康周边地区葬地及其密集程度、形制规模的探讨，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深入了解都城圈的形成及都城圈社会的变化等细节问题。此次，在“古代东亚都城与葬地”这一课题框架下，笔者拟就六朝建康都市空间的变化及其与葬地的互动问题展开进一步思考，充实建康都城圈、都城圈社会以及六朝历史的基本内涵。由于该课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长，相关考古资料较多，故先以孙吴、西晋和东晋这两个阶段展开讨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