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无论伴随对金属等重要资源开发的扩张势头、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制造工艺，还是都邑的庞大化、宫室建筑的形制布局，在诸多的方面，至少二里头晚期到西周时代的中原王朝（或称早期国家、早期王朝），更多地显现出一种连续发展的态势。考古学文化的聚类分割或可能的王朝更替都没有导致这一总体趋势的断裂。
那么，中国学界近年常用的“早期国家”（early state）的概念，能否完全诠释以二里头为开端的中原王朝崛起于东亚的意义？以王都为顶端的如此巨大、复杂的社会，能否称为单一的“国家”？古文字学家早已指出早期王朝的地域统治并非稳定不变，周边政治集团时服时叛，那么当时的社会模式究竟如何？
二里头 1号基址复原图（杨鸿勋 2001）
盘龙城 1～3号基址复原图（杨鸿勋 2001）
岐山凤雏甲址复原图（傅熹年 2008）
宫室建筑形制布局的延续性。封闭式结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等要素，体现的是“建中立极”、王权至上的政治思想
日本学者黄川田修博士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从二里头到春秋时代以王都为顶端的早期王朝社会统治结构的三个特点：
（一）“早期王朝”绝非单一的国家（state）。它是由无数的诸侯国构成的“国家联盟”，应总称为“国家群”（state complex）。王室与各地诸侯均有自己的国家，而各地诸侯所统治的社会对于王室相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www.xing528.com)
（二）各国家的聚落群都可见一定的阶层结构，即“大族邑—小族邑—属邑”，总体上构成“邑制国家”[205]。
（三）早期王朝并非如战国时代出现的那样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社会。
早期王朝在统御各诸侯之际，可用的政治手段以宗教仪式为主，而二里头文化期形成的“礼乐文化”在该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殷）、周以及传说中的夏，都是以礼乐作为纽带由邑制国家群组成的共同体”[206]。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在英文版《西周史》一书中，曾将西周王朝及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分封的诸侯群总称为“周系国家群”（the Chou states），但后来的中文版做了改订，把每个国家都称为“华夏国家”[207]。黄川田修采用许氏之说并加以修正，将二里头时代至春秋时代在黄河中游及周围形成的共同体称为“华夏系统国家群”（Hua-xia state complex）。
中国社科院王震中研究员则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王国，属于‘国上之国’，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类型的两种形态，而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特殊性之一也就在于中央王国与诸地域的邦国所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认清这种关系，“不但有助于对当时国家概念的多层次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国家结构特殊性的认识”[208]。
如是，以“国上之国”为核心的“华夏系统国家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华夏文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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