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性”的确认是最令考古学家头疼的事。由于考古学上的一期可逾百年甚至更长，所以同属一期的遗存并不一定具有“共时性”。这些使用期短暂的城址，究竟是否同时存在过，颇难敲定。对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的把握本来就不是考古学的强项。随着年代学的长足进展，仰韶—龙山时代遗存的碳素测定年代有趋晚趋短的倾向，既往的推定与最新的数据可以相差二百年。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各城址的标本采集和测定难以统一实施从而放到同一平台上来比较。就龙山时代而言，精确到百年就显得捉襟见肘。宜粗不宜细虽属无奈，但却往往被考古学家奉为准则。
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
王城岗遗址发掘主持人方燕明研究员，就排定其中四座城址使用时期的相对顺序为：
王城岗小城（公元前2165～前2077.5年，两个数据取中间值，下同）
→王城岗大城（公元前2102.5～前1860年）
→瓦店（公元前2105～前1755年）
→古城寨（公元前2017.5～前1997年）
→新砦（公元前1870～前1720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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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郾城郝家台城址，则较王城岗还要早些，殆无异议。
另外，我们在上文中已对遍布中原各地的聚落群作了梳理。尽管它们在日用陶器等方面有若干共性，但同时又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的、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的迹象。由是，也就难以想象整个中原集团在其东部“边境”一带会组织起统一有效的防御系统。
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曾提出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中心的扇形聚落群结构”的概念，指出这些城址并不在所属聚落群的中心部位，而是偏于一侧，处于扇心位置。他进而根据扇形聚落群所具有的对抗性极强的特点，推测这种结构“须是在长期而比较激烈的对抗局面下形成的，而且须以超越聚落群的社会组织存在为前提条件”[64]。“超越聚落群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已有学者指出没有发现城邑的洛阳盆地，其社会分化程度也不似嵩山东南的颍河中上游高。后者的聚落群在龙山文化晚期时规模急剧扩大，而其他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从仰韶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地区域聚落群的发展重心逐步由洛河中游地区、颍河中上游地区等中原的‘边缘’区域转移到作为中原腹地中心的洛阳盆地”[65]。的确，二里头都邑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发性，缺乏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应当不是洛阳盆地龙山文化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66]。
也就是说，如果把城址集中出现的中原东部地区看作一个大集团的“前线”，那么其后方的中原腹地的中心区域迄今并没有发现一个足以统御全境并必须拼死保卫的中心。
目前，更多的学者认为，城址产生的主要原因应是聚落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赵辉教授的解读是，“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而未必从一开始就来自距离更远的集团。只是随着在一系列冲突中某个聚落，譬如平粮台或古城寨最终取得了在整个聚落群中的支配地位后，越来越多的紧张关系才逐渐转移到更大的群体之间来了。这似乎是目前资料所见有关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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