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寺大邑偏安晋西南一隅、独尊独大的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周围却是一片“战犹酣”的热闹景象。各方势力在此展开角逐,其情势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十几座城址了。先给它们拉个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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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但说到功能就比较复杂,而且各城址的分化程度很可能并不一致。北京大学赵辉教授等进而指出,“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60]。在有城址的遗址群中,就面积而言城址卓尔不群者有之,非围垣聚落大于城址的情况也有之。所以要用“城堡”称呼吧,对于内部已高度复杂化、特殊化,显然属中心聚落的某些城址来说,显得名实不符;如果直呼其为“早期城市”或“都邑”吧,恐怕其中还真有村落围起来个土围子的。比如我们在安阳后冈城址中就没有发现什么高等级的遗存。因此,赵辉教授提醒到,“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61]。(www.xing528.com)
就聚落与城圈的关系而言,有的将整个聚落通通围起来,无论居民高低贵贱,从而凸显“全民抗战”的架势;有的只围起了一部分可能属社会上层的区域,而把普通百姓隔在城外。或许没有囊括整个聚落的小城圈只不过是一处战时避难所,也未可知。从时间上看,城圈与聚落相始终,还是只存在于其中的一个时间段,也很重要。
此外还涉及这些城究竟是防谁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群团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是大敌当前的一致对外。进而,所谓敌人,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
遗憾的是考古学的对象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田野工作又有很大的随机性,许多场合的情况已根本无法搞清或尚未搞清楚。这就使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同时也给学者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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