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中原陶寺遗址的古文字发现及争议

另一项引起极大关注同时又引发热议的，是陶寺都邑发现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而文字提供的历史信息又绝不是一般遗物所能比拟的。

1984年，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编号H3403）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29]。发掘者惊喜之余，赶紧在坑内的出土物中找另外的残片或第二件朱书陶器，结果一无所获。回头仔细观察扁壶残器，发现沿断茬涂朱一周，才知道书写字符时扁壶已残。沿断茬涂朱，或许有特定的含义。

陶扁壶及其上的朱书文字

再看朱书内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有一“文”字。由于此字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在形体和结构上都十分相似，所以过目的学者几乎没有提出异议者。问题出在扁壶背面的图形上。发掘者凭直觉审慎地认为应是两个朱书“符号”，不识。的确，比较扁壶正面“文”字的大小，背面的图形似属二字，上下两组笔画的间距已超过3厘米。观察过扁壶的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就曾推测过：“会不会是字？”“会不会是‘祖丁’？”[30]

在朱书扁壶的图像材料公布之后，对字符的解释层出不穷。关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一般认为应是表赞美之意。但也有学者明言这一“朱书符号不得释为‘文’字，在此释读基础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均属凿空，是可以下断语的”[31]。对于扁壶背面的“符号”，则异见纷呈。(www.xing528.com)

中国社科院罗琨研究员认为后“两”个字符应为一个，她释为“昜”字，认为“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32]。陶寺工作队现任队长何驽博士同意扁壶背面的字符应为一字，但他认为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33]。北京大学葛英会教授也赞同此说[34]。中国社科院冯时研究员则释扁壶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实即夏邑，陶寺龙盘图案为“句龙”（即“禹”），也就是夏社。因此陶寺应为夏都，而陶寺文化应属夏文化[35]。最新的解释是，扁壶背面“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36]。更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H3403这件扁壶是在已经破损后才写上‘文字’，为什么非要以扁壶的形态决定文字的正反方向呢？如果将扁壶倒着来看其上的‘文字’，更像是符号或尚未超越象形文字范畴的文字。”[37]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客观地讲，上述见解，基本上不出推测的范畴。

数年前在陶寺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并非孤例[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