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幽不察,收放自如,天子做到了极致。
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攻史、苦读经典的报偿。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学问来自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的平静。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宣宗亲自送令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金莲烛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东西,颁赐臣下,是至高至极的恩泽。
一行人走到翰林学士院,院吏远远望见光焰闪烁的金莲蜡烛,相与而叫:“天子驾到了!”慌不迭地准备迎接。可一会儿却见是令狐绹在烛火簇拥中来到,都惊得面面相觑。
第二天,令狐绹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以后。
为相的这十年中,令狐绹很少犯错误,他的小心谨慎、不置臧否的处事作风使他的圣眷始终没有消减。不过,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绹不经意之间,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权力,做了一回主。
皇上在即位不久后就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赴他州,须得归阙朝对后,才可以赴任。这是宣宗独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驾驭的情况出现。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令狐绹认为两地毗邻,实在没必要再劳繁缛,便命他可以从便,即去房州赴任。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谢表。
皇上览表奇怪,他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入朝觐见过。便问令狐绹:“此人为何从便赴任?”
“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
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待得过长。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宣宗最后一次任用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倒尚未至于乱。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
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入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
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宫谢恩时,皇上问他:
“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待过二年。”(www.xing528.com)
皇上听到,便命赐赏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行言再谢。
“卿是否知道朕赐你着紫之由?”皇上又问。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贴有他名字的纸条拿给他看。行言怎么也没想到,天子的寝宫里,居然大书着自己这么一位低级官员的姓名。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动,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凉气。
还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猎时,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个醴泉县的百姓,在村头佛祠中设斋,祷求本县官秩已满的县令李君奭留任。皇上回到殿中,马上就命内侍将此人姓名重重写上。后来,中书门下两次拟换醴泉县令,都被皇上驳回。过了一年,宰相奏怀州刺史一职空缺,请命人填补。天子遂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醴泉县令李君奭可授。”传到政事堂会议上,宰相们顾视茫然,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却不能满足京畿周围这一小块地方,他还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们是不是恪尽其守。皇上对此虽已无法亲自前往,可他照有办法。
这时,极有谋略的韦澳已被皇上用为翰林学士。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写一份诸州风物利害情况的报告。韦澳领旨,归宅闭门,虽子弟亦不许入内,夜以继日地赶了出来,题为《处分语》,独自呈上。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位邓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职。出宫后,禁不住内心的惊叹,逢人便道:“圣上处分本州事务,惊人的准确!”
韦澳问他怎么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来,韦澳一听,果真全是《处分语》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极致,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像他这样殚精竭虑的天子不能说没有,但能做到如此这般算尽机关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当今天子的御下之术已有相当的火候,此乃历朝历代人君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宣宗庶几得之,这就更为难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时任司勋员外郎的李远,很有文才,诗名亦颇著称。令狐绹想把他升为杭州刺史,延英召对时便向皇上提了出来。
宣宗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绹的建议。
皇上道:“朕以前曾读过此人的一句诗,说什么‘长日唯消一局棋’,这种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长官!”
令狐绹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这是诗人写诗时才说的话,不一定实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过了良久,才缓过神来,明白自己这是存念过深了,方才不语。
宫中的内侍们在后来还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纸条写上好几个人的姓名,用碗盖住。一旦需要任命宰辅时,天子便净手焚香,虔诚默祝,最后在碗下拈着谁人,就命谁人入相。宫人们都天真地以为天子必有神助,其实皇上根本就是无奈。他再怎么资禀过人,像这样的苦心孤诣,总有一天要江郎才尽,到了这个分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确实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人,他在这上面更没有少费心思。
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作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宗实、王茂玄几位。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最后马植的从官交代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的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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