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之物。
此时的天子已不再是一位躁动无知的少君了。
宣宗已近不惑之年。更主要的是,当今天子的阅历是前几代皇帝所无法比拟的,他所承受过的寂寞痛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恐怕也没人能望其项背。新一代君主宣宗皇帝,确是带着深深的思绪登上九五之位的。
对此,令狐绹是第一个深有感触的大臣。
那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其时他刚刚由司勋郎中入居禁署,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傍晚正在翰林值班,忽有中使传谕,说是皇上召见。
令狐绹赶忙入宫,走到皇上寝殿门口,便见有小黄门在那里秉烛而候。显然,皇上正急切地等着他的到来。
令狐绹走进殿来,皇上正在榻上读书,“贤卿入座。”令狐绹行礼已毕,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书,凝神望了他一会,道:
“贤卿从江表来,不知对彼处民情吏政有无考察否?”皇上略略顿了一下话头,接着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也难能自理,故尤需贤臣良弼的辅佐。”
说到这,皇上正眼瞧着令狐绹,意味深长地道:“然朕近来留意朝廷,却未见有忠赤之士。”
令狐绹心里一慌,急忙离座降阶而伏,口道:
“圣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
皇上一见效果达到,话锋立时一转:“卿甫为翰林学士,方才之言,本不相及!贤卿不必如此,上来就座。”
令狐绹口里唯唯,心中却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宫人以玉杯斟酒赐予令狐绹,令狐绹山呼万岁,一饮而尽。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书,有意岔开话题:“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他拿起两册,又接着说,“这一册是先朝所述的《金镜》,此册为《尚书·大禹谟》。”皇上随意翻开其中的一卷:“贤卿读过《金镜》否?”《金镜》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国经验之谈,与后人记述的《贞观政要》一样,都是历来君臣取法贞观之治的必读经典。《尚书》则是先王先圣的言行纪录,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宝鉴,《大禹谟》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号“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
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须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成竹在胸,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形名,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梳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宥。(www.xing528.com)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扶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另外,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顿悟皇上执法之旨,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毬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藉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屏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是无名小辈。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
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唯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做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必躬亲,有敏中做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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