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住坏空,有因有缘。世界上没有无故的爱与恨。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入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制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自己就很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私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旋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抵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的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间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里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贬剑州后将近两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为严重。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www.xing528.com)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得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他是长庆元年与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他们与杨嗣复还是同宗,一门数人位至公卿,是其时显赫一时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帮结派者的中心。位于靖恭坊的杨宅从早到晚都是车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见无数宾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么,反正看上去来往其门的不是有事请托之人,便是三杨的至亲好友。人们戏称杨宅是“行中书省”,因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书省还要热闹,还要具有权威。
来往于“靖恭杨宅”的主要人物是张元夫和萧澣,官职分别是中书舍人、给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时人把他们与虞卿合称“党魁”,这个称呼甚至连天子都有所耳闻。
“三杨”兄弟感恩图报,在大和时期为宗闵上蹿下跳、大肆活动,朝野为之侧目,实在也闹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击的就是杨虞卿及其党人,将他们全部贬出朝廷。但是,一年后宗闵再相,杨虞卿等人又官复原职。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时任京兆尹,既对李、郑表示不满,则对方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贬虞卿出明州,连带将李宗闵、李汉、萧澣、白居易等人一并驱逐出朝。可怜的是,宗闵的其他党人安然无恙,都熬过了这次贬谪,只有虞卿病死在贬所,没有看到他们一派在后来取得的完全胜利。
所有的这些人,都以宗闵为中心。没有李宗闵,几十年的派系波澜就决不会如此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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