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九世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派系之争

数十年来,帝国政治的黑暗,尚不仅仅是因为宦官。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晏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就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让他们彻底消失,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颍王李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疾风骤雨,但这仍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从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此前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试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获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那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因此得罪他们。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突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www.xing528.com)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底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突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追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被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矛盾。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情上给人留下话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恐怕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辞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