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郑注和李仲言，共同创作《日落九世纪》

文宗最后选择了某种意义上的第三方力量来实现他的计划。然而方向既已迷失,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赌博。

郑注在医术上确实有一套。

说起来话就长了。郑注本姓鱼,因为郑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为郑,早年就以医药之术游于长安权贵之间,后来他也正是凭借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门下。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郑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为节度衙推等职,随之转战各地。郑注医术精湛,屡验其效,李愬对他极为赏识,渐渐地,连军政大事之可否,都经常与之商讨参决。郑注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才略,为之筹谋,皆得采纳,因而得以在李愬军中挟恩骄纵,作威作福,惹得军府将士甚为怨怒,都欲除之而后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术和医道,每为袒护,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守澄当时在李愬军中任监军,听得将士们反映,也很讨厌郑注。后来,郑注结怨太深,军将们都忍无可忍,纷纷到守澄处诉苦,守澄便去请求李愬排斥此人。

李愬一笑:“情况我都知道,郑注是有这些毛病。不过,这个人确实是个奇才,将军若是不信,不妨与其谈谈,若真是一无所取,去之未晚。”当时宦官出为监军,多挂诸卫将军之衔,故李尊称守澄为“将军”。

说罢,李愬吩咐传话郑注:“内衙将军召见。”

守澄面有难色,心想:“我怎么能见这么个人!”但节度使如此说,他也不能完全推托。没办法,守澄很勉强地接见了郑注。

有阴诡之机的人天生有一种常人很难具备的才能,这就是善揣人意。不唯如此,这种人更有一种以片言只语打动人心的机辩,一般人是很难抗拒的。果然,守澄与郑注略谈了一会,就被他完全征服了。从外厅谈到内室,两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郑注成为守澄的亲信,并随之入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经历。

长庆、宝历之际,王守澄入知枢密,专领国政,郑注如鱼得水,往往是昼伏夜出,专门从事守澄不能公开进行的勾当,一时门庭若市,从奸巧之徒到朝廷大臣,无不争趣其门。长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要找王守澄办事,先要去求郑注,当年李逢吉入相,就是通过侄子李仲言走的这条门路。京师好事者给他起了个外号,曰“鱼郑”,后来干脆称之为“水族”,取其本姓之字义,也有讥讽他圆滑巧佞的意思。

宋申锡事件后,郑注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九月,卸职入京师时,被御史重重地参了一本。

首倡者是侍御史李款,在十天之内,连续上了十几道奏章,请将郑注交付法司。王守澄见风声甚紧,便把他藏在自己的神策右军军营里。郑注也知道,因为宋申锡冤案,自己犯了众怒,眼下只能缩头不出,避避风头再说。有王守澄的保护,一两个朝官的弹劾倒也是奈何他不得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值得细细说上两句的事情。

宦官之中,也大有派别,早年的李忠言与俱文珍的分野就是一例。特别是宦官分领左右神策军,两中尉地位相当,为争取权力,自然就有分歧和冲突。这也是由来已久了,左军先是马玄亮,与当时的右军梁守谦就有不和。眼下右军的王守澄独掌大权,挟天子把持朝政,宦官中便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其中包括现时左军中尉韦元素,左右枢密杨承和、王践言。在利害相同下,三人更是联合了起来,合力对付王守澄,而郑注被朝臣弹劾,正是一个契机。有左军与枢密参与了进来,郑注就危险了。

左军将官李弘楚建议中尉韦元素诈病召郑注医治,届时在左军中先杀后奏,“有御史的弹奏,又有杨、王两枢密在圣上面前进言,大人绝不会因除奸而获罪。”李弘楚道。

元素以为然,遂召郑注。郑注晓得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躲过今日躲不过明日,遂走险招,果断地来到左军。一见到韦元素便跪行数步,接着俯仆在地,又是一大段滔滔不绝的自诉,一把鼻涕一把泪,真的是感人至深。

元素心软,不觉同情他起来,听了他的一段表白,也觉得有道理,赶紧下座将他搀扶起来。郑注一见得计,话就更多了,巧舌如簧,说得元素是兴趣盎然,早把杀他的意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弘楚立在元素身旁急得不行,屡次以目示意,元素就是视而不顾,最后还厚赐郑注不少金银布帛,放了他回去。

郑注刚走出屋外,李弘楚便道:“中尉大人今日不能决断,来日必受其祸!”元素不语。弘楚望着门外郑注的背影,跺脚长叹不已。

王涯出任宰相,郑注在中间出了不少力,王涯为了报答郑注对他的襄助,最后压下了李款的奏状。守澄又在皇上的面前说了话,郑注终于逃过了这次难关,升任侍御史兼右神策军判官,得以正式在王守澄手下任职。任命一下,朝野无不骇叹。极权政治之怪往往如此,一个人越无行,受到的抨击越多,极权者就越是要扶持此人。原因无他,“极权”的实质就是反常道而行之,否则,大家都赞成,又何能显出唯我独尊的快乐?

以郑注的天才,又借天子得病的东风入侍医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郑注略施小术,开出几服药,说出几段话后,文宗便成为他所征服者名单上新的一员。

单有郑注,恐怕还很难有异日之变。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风病小瘳,发布大赦后,又有一个“奇人”回到了长安。

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当年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划者。(www.xing528.com)

此人更不同寻常。比之郑注,他虽然没有小道之术,但却是标准的名门之后、进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洒脱,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识过人,机辩不让郑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身份地位比郑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并不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会为金钱权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码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样,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对他来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起先依赖李逢吉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沉沦不复。仲言任侠豪放,有不少两肋插刀的朋友,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郑注既为皇上所宠信,他的机会就来了。

仲言得罪流贬后,是因为母亲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丧的。此次入京,他带了价值百万的金帛珍宝,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李逢吉上下打点,一是为自己活动,希望能够恢复一官半职,重新步入政坛。一来到长安,他当然第一个就找郑注。

皇上好易学。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种富于辩证、讲究哲理的神奥之术,所谓一阴一阳之间,天地皆备,八八六十四卦,涵盖万物。想当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圣人以后,虽未亡于秦火,然微言既绝,大义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窥堂奥。当今天子好学深思,才智不让古贤,他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来,常常是捧以随辇,朝廷无事时,便在偏殿读之竟日。这几年来,皇上把一腔郁闷全部转化成了读书的热情,他迫切需要在书中找到解决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其实,现在的天子“甲夜视事”早已难有作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观书”罢了。

皇上对易学的爱好如此强烈,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这部书里,获得了一种《贞观政要》以及其他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奇正反合,阴阳交感,乾坤为列,否极泰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远于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问题,皇上把圣人垂则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似乎就更能理解书中的深意。皇上披览群书之时,或扼腕唏嘘,或欢呼敛衽,但读《易》时却多是沉默不语,很明显,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机。可惜的是,朝中却无人通晓易道,身边的三位侍讲学士虽然时相顾问,但解决不了什么实际疑难。皇上苦无商析疑义、倾诉衷怀的对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淫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

仲言尚在居丧期间,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荐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方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非等闲之辈,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外调为昭义镇节度使。

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

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

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诱惑,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

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唯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唯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被逼入绝境;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

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

“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

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

“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

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

如果说选择宋申锡是所托非人的话,那么选择郑注和李训,就是慌不择路。

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荡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