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皇权与相权皆为宦官所掌握,反奴为主便成为严峻的现实。
李仲言为其叔罗致的死党中,有两个人最厉害,一个叫张又新,一个叫李续之。当逢吉问计于二人,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时,两人皆曰:
“朝中缙绅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谁肯为相公搏击?此事须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为。我等知道有一个叫刘栖楚的人,即是个奇士。”
“哦?”逢吉问道,“怎么个奇法?”
李续之接着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为吏,承宗有次将其绑了起来,他以首叩地固争,承宗竟也无可奈何,其果敢坚锐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为谏官,令其侦伺李绅过失,待机曝扬于圣上之前,恩宠必替。即使不成,亦过在栖楚,牺牲掉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此计甚毒,却也正合逢吉之意。于是,李虞、程昔范、刘栖楚三人都被逢吉擢为拾遗。“拾遗”,乃是本朝谏官的一种名号,分左右而置,与谏议大夫、左右补阙一样,专门以进谏为职,又称言官。左右拾遗品秩虽然不高,只有“从八品上”,但谏诤之任不轻,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即是设置拾遗一职的本义。不过,三人此际的“拾遗”目标却没有这么高远,不外乎就是“拾”李绅一人之“遗”而已。
李仲言与张又新在舆论上为推倒李绅推波助澜,他们对那些胆小而又头脑简单的人广为散布,说李绅看到有人在一起议论,便到皇上面前密报,说某某人结党、某某人拉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们对李绅都有点畏忌。
不过,单凭如此这般寻找机会是要花点时间的。楚州刺史苏遇也是个倒李绅派,他对逢吉门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找到张又新等人说:
“新君一旦听政,必举行延英殿廷对。李绅乃次对官,这是他希蒙圣恩的唯一机会,要防就防他这一点!”
又新等人猛省,急急建议逢吉道:“事情确已迫在眉睫!若是拖到圣上正式听政,李绅一旦入觐而为上所用,后悔就晚了。”
逢吉心想:“此话有理。看来不下重手不行!”
这事最后只有靠王守澄。
守澄对新帝道:“陛下之所以立为储贰,臣备知其中过节。”言下已有深意。
敬宗自然很好奇。
“当初陛下之立,全赖李逢吉之力。而杜元颖、李绅辈,原本都是想立深王为储的。”深王李察,是穆宗的弟弟,新帝敬宗的叔叔。搬出这种事情来,就是击到问题的要害了,守澄在宫中多年,他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在这方面,他又要比李逢吉和他的门人强多了。
新帝年轻,对帝国储副常生不测的事没有切身体会,觉得杜、李等人都是几朝老臣,做不出这种事,不大相信。
可随后任度支员外郎的张又新也上了一表,说李、杜二人其实对皇上不利,他们曾暗蓄异志,欲立深王为太子,只因先帝不听,才未得逞。新帝尚未面见群臣,表奏都由枢密院呈上,守澄急劝皇上览这一封。敬宗见此表内容与王守澄所云如出一辙,早先的想法有些动摇起来。
未过几天宰相李逢吉的奏疏也上到,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这下不由得皇上不信了,二月初三,皇上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按常理来说,国家去一奸佞,自然是一大幸事,逢吉也知道这个道理,为郑重起见,还特地率百官赴阙表贺圣上英明。可当百官退下,又有不少人按惯例转赴中书门下的政事堂贺喜时,逢吉开始觉得有点不妥。
逢吉不想让人觉得是他在里面起了作用而使李绅被贬,因为事情做得风声太大,反于事无补。他一回到政事堂,就把张又新叫了进去。
朝廷百官都已来到阁门,值事者报:“相公正与人谈话,请诸大人稍候。”
这一候就是好久,众人正感纳闷,忽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对着大家团团一揖,道:“‘端州’之事,实为天子除忧,为朝廷造福之举,分内之事,我张又新不敢谦让,就此谢过诸位盛意。”说时,大汗淋淋而下。
原来是这个人的手笔!众人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么个小小的员外郎就因依仗宰相,竟做出如此大事,真不可小觑!”大家都不作声,缓缓退出,片刻就走了个干净。
朝中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初六,公开表示了一些不满的右拾遗吴思被命为吐蕃告哀使,远赴异域报告先帝穆宗的死讯;李绅所推荐的翰林学士庞严、蒋防同日被贬。在这种时候,没有原则的人纷纷暴露出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在贬庞、蒋二人的诏制下来后,与庞严交情甚笃、具有封驳权的给事中于敖,竟把敕书封还。见者以为他为庞严鸣不平,都为他担心。不料诏书再下,他的奏议竟是认为此两人贬得太轻而请求重议。落井下石,没有比这更狠的了,逢吉居然还大大地奖许了他。
张又新已被逢吉推上了前台,他为己为逢吉考虑,也只得一不做,二不休。连续几天,每日上书皇上,坚持认为对李绅责罚太轻。皇上见他说得有理,便答应他可将李绅处以极刑,事态越发严重了。翰林学士兼皇上侍读韦处厚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立刻奏上一表,一是指出李绅实为逢吉所诬陷,二是认为即使有罪,也应缓刑,更何况李绅根本就无罪。在逢吉与王守澄主宰一切的时候,韦处厚是唯一敢说话的人。
一个偶然的事情救了李绅的命。这一日,新帝无事,阅览禁中的有关文书,忽然发现了穆宗时期封存的一大箧档案,打开来,正好看到了裴度、杜元颖、李绅请立太子的奏疏。皇上这才觉得李绅冤枉,想到自己差点就将这位忠臣杀掉,也有点内愧。皇上叹了一会,吩咐左右:“将人所上谮绅之疏统统烧掉,此后再不准奏!”但皇上烧了几封不痛不痒的奏疏,却没有把李绅召还。天子尽管年轻,也是懂得要点面子的,更何况这原本就是枢密与宰相的主意,并非是天子的独裁。皇上的心理立刻就平静了,他还有其他事要做呢。
逢吉和守澄实际上过虑了,新帝直到三月初五这天才第一次在延英殿召对宰相。即位以来的几个月里,皇上都是在游宴、击毬、奏乐中度过的,还常常赏赐宦官、乐人财物,耗费不可胜计,哪里有时间来考虑国是朝纲!有宰相和禁中的枢密也就够了,让他们去烦心吧。新帝无论在心理上、年纪上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他原本就不懂得什么,李绅的事就是个例子。
皇上好歹听政了,可每日上朝极晚,往往日头高起尚不见天子坐殿升班。时维三月,春寒料峭,百官在紫宸门外列班等候,老病者都几至僵踣。新君如此御极天下是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的不论,即比数年前宪宗的宵衣旰食来,差距亦不可以道里记。臣子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皇上尚未成年,谁又有什么办法?谏议大夫李渤就因为自己不能尽谏职,自请宰相降罪。
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敬宗皇帝又一次到极晚才临朝。大臣们又一次在殿外被冻得够呛,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刘栖楚居然挺身而出。
栖楚也许是想报答一下宰相李逢吉的知遇之恩,尽一下自己未尽的“拾遗”之责,跨班而出,力谏皇上。“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治;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也……”刘栖楚又祭起他“以首叩地”的绝技,“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言毕,果然以额叩墀,声闻于外,血流不止。
敬宗没见过这一套,一时手足无措。不过,栖楚做得也太过分了,皇上不允,叩首不止,眼见阶上已是一片鲜红。
立在班首的李逢吉只得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了,退下去静候回复吧。”
照理,有了宰相的这句宣令,就表明天子已经接受了臣下的奏议,上奏者可以退下等候天子对所奏事情的处理了。可栖楚却越发做作起来,叩头如捣蒜一般,弄得殿上的大臣也觉得这真是近乎哗众取宠、矫情卖直了。不过,除了宰相,谁也不好说话,只能看着这场闹剧,不管怎么说,栖楚的话客观上总是代表了大家心里的想法的。
栖楚意犹未尽:“不用臣言,请继以死!”
牛僧孺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所奏知道了,下去静俟回复!”皇上更是连连摆手叫栖楚出去,他看不得这种血淋淋的场面。
天子既令臣民失望至极,便无圣威以慑天下。眼下长安城中人们似乎很少把天子放在眼里,名声最大的除了宰相李逢吉和枢密王守澄,就是逢吉门下的一帮人,诸如李仲言、张又新、李续之等。当然还有这位刘栖楚,经过这件事后,名气更是响亮。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宫中的红人郑注,他眯着他那双永远睁不大的眼睛,夜夜往守澄的宅第中钻,动不动就是一个通宵。朝中忠直之臣,走的走,贬的贬,除了韦处厚,谁也不敢说话。(www.xing528.com)
一个月后,出了更大的一场闹剧。
长安城中有一个算命先生叫苏玄明,此人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硬要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染坊的工头叫张韶的有帝王之分。张韶点墨不通,见苏玄明说他什么“日角龙颜”“天阔地方”,十足的九五之相,竟也就信以为然。苏玄明道:“今主上昼夜击毬,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四月十七日,张韶便与他纠结了手下的染工和地痞无赖一百多人,把武器藏在草车中,准备混进宫内。不料在宫门口被盘问的士兵发觉,于是他们便杀掉了守卫,换上禁兵的服饰,抽出兵刃,大呼小叫直趋禁宫。
皇上正好在清思殿打毬,宦官闻讯大惊,赶紧将殿门关上,跑去禀告皇上,敬宗吓得不知所以,以为有什么大乱,一连声叫道:“快去右军!快去右军!”右军中尉是梁守谦,是皇上最信得过的。手下人道:“右军太远,不若去左军。”遂狼狈逃奔左银台门。还好,一路上未遇上犯贼。左军及时赶到,时任中尉的马存亮和大将军康艺全立即率队进宫,将苏、张等一网打尽。
皇上在左神策军待了一天。这一天把整个长安都震动了,外人不明情况,无不惊骇。十八日皇上还宫,宰相率官来贺,到者只有十几个人。这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把所有人都吓得不轻。帝国似乎是越来越不成体统了。
五月,在李逢吉的引荐下,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兼度支窦易直同拜相,算是决策机构多少走上了一点正轨。可窦易直以财官入相,多少说明皇上的耗费已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所有的事情都无起色。六月,成德王庭凑杀掉牛元翼家属的消息传到了长安。本来牛元翼已经在一年前突围了,可只带出了十几个人,而不得已把家小留在了深州。王庭凑是在本年年初将牛家一门老少杀掉的,消息来得慢,朝廷直到现在才知道。牛元翼本人得悉噩耗后,大怒而绝。
敬宗闻知,也有点感慨。皇上觉得,是宰辅非人,才使得强贼肆行无惮。他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却也相当不容易了。韦处厚乘机上奏,劝皇上启用裴度。敬宗这才发觉裴度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连宰相衔都没有挂,于是下诏恢复,有了一点让他回朝的意思。
时光如梭,这一年很快过去了。在此新旧交替之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是关于宦官的。
新年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地处京兆府的鄂县县令崔发正在衙门中署事,忽听到外面喧闹起来,十分奇怪,便叫人去查明来报。未多久,县吏回来道:“京城来的五坊小儿殴打百姓,以致喧哗。”
崔发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五坊小儿为天子放鹰犬,滋事扰民,屡禁不绝。今依恃天子年幼,游畋无度,竟又跑到这里来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崔发大叫:“县尉安在?”底下有人应声答“到”,崔发道:“与我擒来细细拷问!”
待到县尉与捕快拖三拽四地把十来个人弄到衙门里来时,天已昏黑了,根本也看不清这些人长得什么样、穿的是什么服色,崔发也不问,先把他们捆起来再说。过了一会,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五坊宫宛使手下的人,而是奉旨出使的宫中宦官!崔发意识到:这下可闯大祸了。
这些中使回去到敬宗那里哭诉,皇上大怒,立即派人将崔发收执,交付御史台议罪。元旦这天,天子的大赦令业已颁布,崔发和其他囚犯被卫尉带到宫城门右的金鸡殿下等候处理,突然来了几十个宦官,手持大棍,不由分说对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打,直打得崔发面破齿折,昏死过去。这还未了,一帮人走了,又来一帮,照旧也是一顿痛揍,崔发僵卧于地,已近绝气,幸赖台官们用席子把他遮住,才得以幸免。照理,大赦令对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犯人是一概赦免的,可皇上命令释去他人,独留崔发不放。
给事中李渤愤然上奏:“县令不应拖拽中人,但中人亦不应殴打御犯,况且县令崔发所犯在大赦之前,中人所犯在大赦之后。宦官如此横暴,若不绳之以法,臣恐四方藩镇闻之,顿失敬畏之心!”
谏议大夫张仲方也认为对崔发不予赦免说不过去,可皇上就是不听。只有李逢吉搬出一个理由,说崔发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在堂,“陛下以孝治天下,理应对此有所存念。”皇上这才释怀,命中人放崔发还家。崔发老母无奈,当着押送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这场风波方才停息。
这是敬宗即位后的第一个新年,天子改元“宝历”,时为公元825年。
宰相牛僧孺已失望至极。
僧孺为相近两年,在李逢吉与王守澄之下做了不折不扣的傀儡,毫无作为。面对着天子荒淫、嬖幸用事而国事日非的现实,他心中失望,可又没有胆量站出来,只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屡请辞位。正月十一日,牛僧孺被任命为武昌军节度使,出京任职。人不恋名位而求去,不外两种考虑:一是出于畏罪避祸,二是不愿同流合污。僧孺此去,除了以上两端外,却还有个说不出的原因,他是逢吉推举的,然而多少不满意他的做法,碍于情面,又无法言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摆脱这种内心的痛苦,只有逃避一法。
僧孺一走,韦处厚一派又在极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与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开始有点难办了。其中,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远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敌翻身的,他在这方面极为执着。这世上对任何事都可以执着,唯独对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与“仇”的泥淖,便一定会丧失原则,甚至丧失理智。
逢吉有一个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时打倒李程的撒手锏。
原来,京师有一个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颇为裴度赏识,保他做到刺史一职。可裴度被斥出朝后,这个武昭连带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个闲人,于是自然对裴度的死敌李逢吉不满。武昭在京有两个好友,一是太学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汇,三人以侠气相许,在京中也稍有名气。李程的亲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惯逢吉对李程的排挤,乘机对武昭挑拨说:“李侍郎欲授官职与公,但为李逢吉所阻。”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听,更是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兴,便对人说要去刺杀逢吉。听者把这话告诉了拾遗张权舆,张权舆是逢吉的死党之一,立即说与了逢吉。逢吉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汇找来,安抚了一番,另一方面却又命人准备捅出此事。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议论要请回裴度的时间。
九月,逢吉正式发难,暗令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个名武昭的人要刺杀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当然要立案调查,十六日,皇上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这时,仲言按计划找到茅汇,逼他在审讯时作伪,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仲言话说得很露骨:“说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然则死。你看着办吧!”
可是茅汇却没有被吓倒,抗言道:“茅某人为朋友甘心冤死,绝不诬人以求自免!”茅汇的义气使逢吉的阴谋完全落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武昭与茅汇、李涉三人下狱后都如实招供,结果武昭被处死,李涉、茅汇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个参与谋划的逢吉门下、拾遗李虞亦皆被处理。逢吉虽然没被牵进去,但地位已大大地动摇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称裴度为国家贤才,不宜久置于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数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劳问裴度;接着,裴度上表,请求回朝。
第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长安。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
新年前后,长安城中突然流行起一个新的民谣,内容是这样两句话:“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初听起来似乎莫名其妙,但细一琢磨,问题就来了。“绯衣”自然是个“裴”字,而“天上有口”不就是个“吴”字?这岂不是说当年裴度平淮蔡捉吴元济的事情!
又是那位拾遗张权舆上了一表:“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
“名应图谶”四字好解,天意垂象预示未来就表现为图符谶语,谁人应之,谁就合当大分;说裴度身为人臣而合图谶,意思也就很清楚。后一句“宅占冈原”就有点深奥了。
原来,帝城长安从南至北正好有六条高坡横亘东西,称为“六冈”,暗合于乾卦的六爻之象。易理:卦分六爻,或阴画或阳画,阴画称“六”,阳画称“九”;“乾”卦象天,天乃积阳气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从下至上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六冈亦如六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裴度宅第在平乐里,恰居“九五贵位”的第五冈,这即是张权舆“宅占冈原”四字所指,也亏他想得仔细。
此时,臣下的表奏已不经门下省审议而改由枢密院直接递呈了,张权舆此表多少是占了与枢密使王守澄意见相同的便宜,否则这种强项之辞早就被门下省驳回了。
不过,天子尽管年少,却也没有轻信这种话,韦处厚说那句民谣的始作俑者说不定就是张权舆本人,敬宗觉得也有道理。再说,皇上也有点好笑,“什么‘不召而来’?是朕暗中密诏他回京的,你张权舆又哪里知道!”这样一来,皇上对裴度的态度反而更好,二月,即任命裴度入相,同时升衔为“司空”。裴度一上台,逢吉就彻底完了。八月,李逢吉被委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挂“同平章事”出京,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但裴度并不是胜利者,在斗争中真正得到了好处的是宫中王守澄一派。从这两年的许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帝国已由王守澄说了算,他与右枢密杨守和、左中尉魏从简、右中尉梁守谦四人已成了帝国的权威,裴度与韦处厚之辈只能等而下之。庸主荒淫,辅弼无力,试看今日之域中,究是谁家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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