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家奴与朝廷士子是永远排斥与斗争的两极。在宦官的势力日趋浓炽之下,假如士人们不能精诚团结而是各私其心,那么政治黑暗就必所不免。
裴度对再叛的河北诸镇没能取得战果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头一年贬斥了与吐突承璀有染的皇甫镈,以令狐楚、萧俛、段文昌为相,三人都是反战的中坚,自不会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第二年初,又贬去令狐楚,引崔植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坚决反对皇甫镈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赏识,入相后,也颇能尽谏。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却不懂军事,更缺乏政治远略。在战事拉开,萧、段两人先后去相后,他与原翰林学士杜元颖共同主知政事,同样也是无所作为。
天子只有二十六岁,正是玩乐享受的最佳时光,他可不愿意放过。正式即位的第一天,仪式刚刚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招来倡优演杂戏给他看,这边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宫,穆宗就已在丹凤门楼上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军营看人摔跤。即位以来,如此之类的宴游畋猎,几乎没有断过。谏官们上奏,告诫他要适可而止,皇上竟大为惊讶,对宰相道:“此辈何人?”连大臣都不认识了。
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晋身之阶自然也就是战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杂类什么也没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为他们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对奴才的赏赐而已。这个大大的不公平永远是激发矛盾的根源,历朝历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时此际,它开始有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宪宗之死就是个信号。
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枢密使一职的出现与壮大,更使得他们拥有了机会。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左右各置一员,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枢密使使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际已被穆宗命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负责内外传达,但权势绝不仅限于此,他的地位早已超过当年的吐突承璀。更何况皇上喜淫逸,少不了与他同乐的人,宦官们比朝官更胜一筹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儿童的穆宗是第一个完全的战利品。
和宦官的气势相反,帝国的现实是骄主荒淫,辅相庸碌,政策、处置皆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在前线打胜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头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试中发生的。“常科”是国家每年举行的常设考试,与皇帝召试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不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以“进士”“明经”最为重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右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
本朝科考并不糊名,应考者的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因而考生的名气与声望乃至家世、与主司之关系等对考试结果有异乎寻常的作用。为国家选才是人臣的义务,可以唯才是荐,甚至可以举贤不避,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对钱徽有所推荐。
然而榜出后,段、李所属者皆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考官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认为太不公平。皇上征询意见,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结果这次考试成绩取消,重新进行。此次事件牵涉不同意见两方面的很多人,段、李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钱、杨方面则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等人。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就此忘记掉,特别是在事件中得到贬职处分的李宗闵。
这年十月,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播入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为西川节度使,皇甫镈去相后屡请还京。王播在财政上很有些办法,手上颇有些钱,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年初,萧俛听说他靠此道求职,极其愤怒,到皇上面前力争:“王播如何可以入居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钱,没有听萧俛的。萧俛一气之下,辞去了相职。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预同时入相。
四个月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战,工部侍郎元稹被命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与白居易、萧俛等人同时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气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与裴度上疏指责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满,同裴度一起被贬。裴垍入相,裴、元二人先后被起复,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到设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亦即所谓“东台”或“留台”任职。在任期间屡屡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调他回京。
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华州,见天色将晚,遂留宿于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驿站中看到是监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唯一的上厅。不意到了夜里,事情来了。
帝国交通十分方便,驿道四通八达,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路,全是宽广的大道,和全国各地一样,道旁每隔一段就设有驿站,供往来的官员休息、换马。大的驿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厅房,以接待不同品阶的公务人员。这一天很巧,在夜里,一队宦官也来到敷水驿下榻,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内给事刘士元,刘士元一进来,当然要到上厅去住。
站吏报说,上厅已有人了。御史与中使都是经常在驿站中落脚的官员,朝廷对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住下,有中使后到,则就别厅;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后来,亦就别厅休息。站吏心想,虽然内给事官品要比监察御史高好几级,但有这个旧例在,倒也好安排。
刘士元可不答应,一听不过是个监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气:“叫他换到别处去,上厅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对头,不敢违抗,只得前去请元稹移驾。元稹这时已更衣毕,正欲就寝,一听这话也有气,隔着房门对站吏道:“本官先到,断无让厅之理。”
站吏回报士元,士元大怒,对手下人道:“跟我进去,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如此托大!”众人齐发一声喊,随着士元就往里走。
士元手提马鞭走到门口,一脚踢开户门,指着元稹破口大骂,同时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颊。元稹吓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后厅跑。士元哪里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乱挥。
元稹的马早已被士元的人牵走,元稹是进退不得,只好在驿站中四处避让。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吓得元稹魂飞魄散方才罢休。
元稹狼狈赶到长安,不少朝官们都感到是奇耻大辱。他的好友白居易一连上了数表,为元稹无端受辱鸣不平。连跟宦官关系不错、其时正任御史中丞的王播也摆出旧例认为这是刘士元做得不对。但宪宗在两人之间,肯定是选择偏袒宦官这一方,还是借他故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后来又先后调他到通州、虢州任职。
元稹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的挫折让他大大转变了。元稹家境贫寒,完全是靠奋发才走得到今天的地位。这次教训让他“如梦初醒”,感觉到凭着他以往的那种年少轻狂对自己的仕途是极为不利的,于是“痛改前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大赦,元稹被召回京任职,为了达到进入台阁,甚至做宰相的目的,他竟开始结交曾给他以羞辱的宦官。(www.xing528.com)
第一个是他在江陵的故交监军崔潭峻,第二个是入京后认识的神策中尉副使魏弘简。有一段时间,元稹经常轻车简从,出入于魏弘简宅第,以事相请。结交宦官的效果出奇好,穆宗即位之初,元稹就因回朝述职的崔潭峻之荐,被提升为库部郎中,兼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就是有资格参与诏书的草拟,本朝除禁中的翰林学士、禁外的中书舍人以外,一些官员也可以本官带知制诰。不久元稹又被召入翰林,任中书舍人,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的几位宰相中,萧俛从来不喜欢超格任人,对元稹原本又无好感,因而很讨厌他的冒进。只有段文昌对他不错,还专门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但朝中都知道他转托宦官的事,对元稹之辈靠此道捷足先登都十分不满。中书舍人武儒衡就当面给过他们难堪。那是在一次知制诰官员的会食上,众人正在吃饭,正好有不少苍蝇飞来,儒衡以扇挥之,口道:“哪里来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聚集到这里?”众人听罢脸色都变了。
元稹此际也是主张罢兵的,他的不少诗歌反映了这个观点,正合穆宗之意,所以在魏弘简的建议下,终于在河北战事结束后用他为相。裴度照理是与元稹共过患难的人,但见元稹附和宫中主张而阻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十分气愤,三次上表反对启用元稹,迫使皇上把元稹和魏弘简都降了职,两人由此产生了重大矛盾。
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在对河北的战事以失败告终之后,朝中派系分野已经日趋复杂,离合变化层出不穷。朝官们好使意气,囿于私见,不能开诚布公,攻讦又日益严重,自然也就给另外一种势力以可乘之机。而裴、元不和,更是雪上加霜。
元稹终于得以入相,元、裴二人的矛盾便开始闹大。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力请昭雪王庭凑,并建议为彻底息兵,应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权。皇上同意,下诏命裴度为东都留守。制诰一出,遭到不少反对,穆宗便命裴度先来长安再说。
裴度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请皇上下令杀掉一个在昭义镇恃恩骄纵的监军、宦官刘承偕。此举虽然没被皇上答应,可依然得罪了宦官,裴度还是被命出朝,去任淮南节度使。这一下朝中议论纷起,都说在此关头,有将相之才的裴度不宜外出,才使得他留在了朝中为相,与元稹共同主事。这是三月份的事。
元、裴两人倒是暂时得到了妥协,但政治分野绝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恶,可还有与他二人都有矛盾的人存在。同时,宦官势力既然掺和了进来,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事情麻烦了。
前宰相李逢吉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他可没有闲着。
逢吉颇和早年的杨炎类似,有一种对个人恩怨过分执着的心态。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之前被裴度挤出朝廷后,一直都耿耿于怀,几年之间,心里很不是滋味。逢吉知道,眼下裴、元不和,正是自己的良机。但身在外任,无可奈何,一切都必须回到长安才行。
他的族子李仲言对他建议:走宦官的路子。
李仲言道:“侄认识一个奇人,名唤郑注,此人虽以医术闻,然有经略之才。早年在李营中为王守澄治疾有奇效而为其所知,今为中尉王氏守澄近侍第一人。若托郑注交结与彼,事无不成。”
逢吉纳其言,请郑注达意与王守澄,守澄正恶裴度不亲己辈,一拍即合。就在五月份朝廷果召逢吉入京为兵部侍郎。逢吉一入京,真的就来了机会。
在被朝廷昭雪之后,王庭凑依然将朝廷任命的深、冀节度使牛元翼围困在深州,时间已将近四个月之久,很使朝廷难堪。穆宗只知道一意姑息,根本不解决问题。有一位将门之后于方欲立大功,设想了一条奇策,秘密求见宰相元稹。
于方道:“有两位奇士王昭、王友明曾在燕赵间行走,与贼党很熟,可于敌营中行反间计而解牛元翼之围。”
元稹大感兴趣,赶紧问他如何安排,于方一笑,说道:
“本人愿以自己家财资其出行,并可贿赂吏部官员,弄出二十通告身文书,供其见机使用。事出机密,故而不得不变通行事,还望相公批准。”“告身”,就是吏部对官员的委任状。
此事本意虽佳,但不通过朝廷擅自主张,又贿赂朝廷命官,实属于违乱法纪之举。但元稹出任宰相,受人讥笑太多,一直想有所建树,心想此计若能得逞,正是大功一件,竟也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不料,此事竟被李逢吉探到了一点风声。
逢吉其实并不清楚事情实质,他得到的消息只是某位宰臣将有机密之举。但对他来说,这也就足够了。
五月的一天,裴度府中来了位叫李赏的人,说有要事面呈裴相。裴度不尚奇诡,就请他在前厅明说。
“和王府中的属官于方,不知相公知道否?”李赏先问了一句。
“知道,此人乃故司空頔之后。”
“正是这位于方,欲为某侍郎结刺客击杀相公,不可不防!”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挂“同平章事”衔行宰相之权的,李赏的话很明显。裴度一听,心想这从何说起?元稹再与自己有隙,也断不至于如此,这个李赏的用意太恶毒了。但裴度的气度自非寻常,在未了解来龙去脉之前,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忍而未发,只是淡淡一笑:“言尽于此,谢君厚意。送客!”
几天过去。裴、元二人一如寻常。李赏便又一次出现,这次他直接去了左神策军营。此际的左军中尉已是马进潭,是当年与王守澄辅弼穆宗入继大统的功臣之一,现在和梁守谦一左一右,并驾齐驱。在宦官中间,此人和元稹的关系最不怎么样。
神策左军立即上了一本:“有告事人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约刺裴度。”宰辅之间,竟有谋杀之事,皇上平日再怎么散漫,闻奏之后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命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会同御史台严审此案。
一鞫于方,“约客刺杀”之事自然是子虚乌有,但逢吉岂能轻放,穷追不舍之下,元稹擅作主张用反间计的事情就包不住了,于方如实供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宰相的不当之事,枢密使王守澄与李逢吉更坚持说裴度知而不报,也应当一并处理,皇上表示同意,下诏罢二人相职,并贬元稹为同州刺史。
谏官们有异议,认为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与于方擅为私谋,却责之太轻。皇上没有完全听从,只是缓和了一下,命裴度以右仆射在朝,削去了元稹带的另外一项职衔。六月初五这一天同时还发布了另一项诏命: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再次入相主持政事。
李逢吉的目的达到了。对宫中的宦官而言,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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