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并发所酿成的“泾师之变”,宣告了德宗皇帝所有努力的失败。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当李希烈围攻襄州,德宗就已命令关内的泾原镇出兵赴援。十月初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经过京师长安。
这时正值严寒,风雪奇大,从泾原来的兵士大多携带子弟同行,希望到长安时能够得到厚赏。负责犒赏的是京兆尹王翃。
王氏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例行公事,其时战况紧急,也无暇顾及许多,便随便配制出粗糙的菜饭,并还严促部队立即上路。
泾原兵士这一怒不小,骚动之下竟然哗变,领头的人声称大内府库中金帛无数,鼓动大家去拿来平分,于是群情更为激愤。当时部队已经出发到城外的泸水,变兵重新杀向长安城东的通化门。
姚令言正在宫廷中向德宗辞行,听到消息后立即快马赶回,在路上与变兵不期而遇,令言冒着箭雨呼吁士兵克制:
“汝等少安毋躁,听我一言。”令言声嘶力竭地大喊,“此去东征杀敌立功,何愁不富贵!如何无端生变,招致灭族之祸?”
令言此语更激起众人的悲慨之情,一不做二不休,变兵一哄而上把姚令言拥向城中。德宗这一惊不小,立刻命赐泾原兵每人帛二匹,但已无济于事。军士以为皇帝这种前倨后恭之态是对他们的大不尊重,更加愤怒,杀掉了前来宣慰的宦官。奔至通化门时,已是喊声震天,又有一位太监骑马疾驰而出,刚刚叫出“皇上口谕——”,就已是中箭落马。德宗又命赐金帛二十车,但此时乱兵之势已成,和平解决已是不可能的了。午、未之时,变兵已进入城中,一路对狼狈逃窜的百姓大呼:
“百姓勿惧!此后再不夺汝等商货作典质了!再不用交间架陌税了!”
普王李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奉诏宣慰,一出丹凤门就目瞪口呆:泾原变兵已在宫外列阵排开,周围黑压压围观的百姓有数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只能急召禁军,但德宗即位之初就任命的神策军士人首领白志贞却捅出了一个大纰漏。
原来,近一两年来由于战事正殷,禁兵兵源不足,天子遂命志贞兼京城招募使,负责招募之事。但兵荒马乱之际,招募又谈何容易!志贞无奈,只得请求德宗下令,凡武官豪富之家出子弟、甲马充实禁军,德宗也批示同意执行。如此一来使得人心颇为慌乱,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军中死伤甚多,白志贞皆不奏报,以京师市廛沽贩之徒填阙。这些人大都是市井商人,在禁军中只是挂名领饷,平时都在做生意,现在事出突然,皇上急召,自然是无一人报到,这个重大事故加剧了德宗的危机。
当德宗听到慌张入报的宦官说根本无禁军可调时,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幸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还算能见机行事,赶紧劝说皇上出走,于是德宗只能带着两个贵妃及诸王子从皇苑北门狼狈出逃,身边唯有窦、霍约一百随从护驾。
巧的是,郭子仪之子司农卿郭曙与数十个家兵正在北郊打猎,将门之子到底处变不惊,听普王李谊说明情况后,立即将卫队变为皇驾的前军,往北疾驱。另一位禁军将领右农武军使令狐建也正在郊外教军人射箭,见此情景遂率近四百人为殿后,追随德宗而行。这时已近黄昏时分。
其他的朝官包括神策军首领白志贞、京城长官京兆尹王翃、宰相卢杞、财长户部侍郎赵赞以及皇帝的重要顾问翰林学士陆贽都茫然无措,不知道皇上到哪里去了,直到傍晚才陆续追到咸阳。滞留京城来不及逃出的大小官吏则不计其数。这一天的变故是德宗皇帝即位以来的彻底失败,也是本朝建国以来发生的天子第二次被迫离开帝国首都的事件,第一次是玄宗皇帝,他在安禄山大兵压境之下逃往了四川。(www.xing528.com)
如果就事论事追查此事的直接原委,除了德宗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外,一些朝廷大员们恐怕也难逃其责。当时任朔方、邠宁等重镇节度使的李怀光就持这种看法,他这时奉诏急急从魏州前线赶赴勤王,屯军在咸阳。他痛恨卢杞及其党徒本就由来已久,此刻更坚持宰相卢杞谋议乖方,财长赵赞赋敛过重,京兆尹王翃刻薄军粮是导致王驾播迁的主要原因,怀光甚至凭借他的威望扬言要进奏皇上杀掉这三个人。无论这种想法是否出于私心,都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朝野舆论的倾向。
也有一些人认为白志贞是罪魁祸首,理由是志贞或许在招募禁军的过程中接受了贿赂。这种猜测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证据不太充分。陆贽的一些奏疏中透露,在东征战斗中禁军的伤亡确实非常严重,而且以沽贩之人充斥军籍,自开元兵兴以来就已不免。由此看来,白志贞也只是处事不当,未能革除旧弊而已。
无疑这是整个中央政府的失败,一切都如天才的陆贽所预言的那样,连年的用兵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触发了萧墙之祸。一天之后,德宗从咸阳抵达了奉天县城,政府的指挥中枢虽然立即开始了运转,可帝国无疑已处在极其紧急的状态之中。
这时在长安城中的兵变已扩大为一场严重的反叛事件,曾经任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被乱兵拥立为首。朱泚是朱滔之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阴险不及乃弟,冲动莽撞却有过之。他先任幽州节度使,后来在朱滔的怂恿下于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入朝并请留京师,以自己充当实际上的人质来换取朝廷的信赖,做了朱滔的工具。朱泚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任陇右节度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代宗死后被召还任山陵使,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曾兼领过数月的泾原节度使一职,其地位一直是优宠的闲职,是朝廷优待忠诚归附的地方重臣的象征。到目前为止,尽管内心怏怏,可手中无权无兵,只能无所作为,因而他的生活也一直很平静。只是在朱滔叛乱后发生了一件插曲,起因是朱滔还没忘记他的兄长,用信鸽传笺约他在京城谋反,不料被马燧截获,告到德宗那里,吓得朱泚赶紧伏阙请罪。幸好德宗认为长安与河北路途遥远,二人不可能事先串联,因而没有追究。事情虽然过去,但朱泚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永远置身事外的。朱泚当然没有料到泾原兵变的发生,不过一旦当他发现这是一条顺水之船时,便毫不犹豫地踏了上去。
事变的当夜,姚令言就直趋朱泚府第。未过一会儿,朱泚就在变兵一路火把的照耀下走进了天子的含元殿,对外宣称的说法是“权知六军”。
当时局面混乱,消息自然不灵通,但这件事还是被模模糊糊地传到了奉天。有人提醒皇上朱泚可能反叛,必须立即组织防范,却遭到了卢杞的痛责,他向德宗保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件事上,卢杞又差一点使帝国遭受灭顶之灾。朱泚果然将计就计,派泾原将领韩旻率精兵三千以迎驾之名偷袭奉天。幸好有一位留陷在京城的大臣以他的勇敢、机智和献身精神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人就是大唐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段秀实,他用计谋诈回了韩旻的部队,并为此而舍身成仁。七天后,朱泚正式僭号称帝,国号秦,自称大秦皇帝,杀唐宗室七十余人,并发兵攻打奉天,创造了安史以来叛乱的极致。这时德宗在奉天城中恨恨地拍着佩剑,后悔当初逃离长安时没有听取大臣姜公辅的意见除掉这个祸患。
一场突来的灾难往往能暂时弥补掉内部的裂痕,造成一股同仇敌忾的气氛。德宗在奉天诏命全国各地兵马立即来援。十一月,各道兵先后至长安,李怀光也到达了奉天。杰出的将领浑瑊率守备军在奉天保卫战中奋死力战,保住了天子与流亡政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军在醴泉击退了朱泚,解除了奉天之围。然而现实就是那么无情,外在危机一旦得到缓和,内在的矛盾便立即还魂。
满怀怨气的首先是朔方镇的李怀光。李怀光本是粗疏之人,作为地方强藩,在某些利益上与那些因不满而造反的藩镇是有共同语言的,此时既立大功,自矜其功之余,说话更是肆无忌惮,他当然还不能把藩镇的怨气直接发到德宗身上,便把矛头指向卢杞。卢杞立即反击,借助于德宗的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怀光,命令他不必觐见并克期收复长安。
但卢杞的反击到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了,因为政治上要求此时必须有一个替罪羊,反对卢杞与白志贞等人的强大舆论正是这种机制的产物,卢杞已经回天无力了。德宗即使再怎么不愿意,也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九日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又是一个新年到来了,这是德宗登基的第五个年头,公元784年。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新年!原先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成效,对付东方河北藩镇的勃勃雄心和强硬路线换来的却是更深重的灾难,一切新的气象都灰飞烟灭。军事上,长安还没有收复,朱滔又勾结回纥为朱泚声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物质上,国家的财力已极度匮乏,关中与中原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伤。政治上虽然取得了表面的一致,但政策仍然不明,上下不通,人心混乱。在现实面前,或者更多的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德宗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和陆贽走到了一起。
陆贽仍为翰林学士,但居中参裁,策划事宜,制定诏令,已是皇上不可或缺的辅弼了,奉天吏民,早已称之为“内相”,卢杞等人也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正月改元“兴元”,颁布了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
帝国的沉沉黑暗中似乎透出了一丝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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