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九世纪：安史之乱中的新帝

新一代天子似乎并不是一位庸懦之主,但是他的有为之志是否能够实现,却还是一个绝大的未知数。

天子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需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此刻正独当枢务。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崔祐甫字贻孙,进士出身,初任寿安县尉,后历任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等,一直做到中书舍人。其时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空缺,祐甫代理省事。祐甫性情刚直,对宰相常衮的很多做法无所容受,引起常衮的不满,遂数度以宰相职权相干预。常衮为此特别奏令祐甫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对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又将其中大多数驳下,并借此斥责祐甫。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将领赵贵的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在上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极度恼恨。

但此刻,常衮却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发出如此严厉的指责,一时语塞,遂更加怀恨在心。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词: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祐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撒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需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早先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762年)晋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类似表面上享受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同时,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亦以军功挂宰相衔,但皆不预朝政,唯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本朝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居丧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臣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祐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盛夏时节的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常常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他并没有考虑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并不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即使蒙受深恩,入朝为相,也不会因为皇帝而轻易放弃为人处世的初衷。祐甫应当还是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如果处事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严重影响。

祐甫心里很明白,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因为丧制最后还是按照常衮的建议实行。尽管常衮排挤祐甫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新帝的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谅荫中召见,询以当前急务。

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衮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所以他认为新帝君临天下,首先必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

祐甫道:“要想励精图治,更新气象,首先要选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旺。所以臣以为当今大计,就是要广开才路。”显然,在祐甫看来,常衮为相时力图矫正前朝以货贿官的弊病,而采取一味杜绝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进用,使得贤愚同滞,实乃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之举。(www.xing528.com)

德宗颔首,表示同意,紧接着又问道:

“朕近来罢梨园使及出宫廷乐工三百余人,免除四方贡献,又下诏不得妄奏祥瑞、请度僧尼诸举,天下反应如何?”

“民心大悦,”祐甫肯定地说,“朝野内外,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免除四方贡献一事,臣在入京途中,听过往行人说,甚至河北强藩的士兵都感叹明主出世,纷纷投戈于地,不敢再生反意。”

德宗龙颜大喜,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玄宗皇帝以来灾难连绵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罪魁祸首当然是越来越坐大的藩镇。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唐代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河北道的三镇首当其冲。其一是魏博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的降将田承嗣,代宗末年由其子田悦继任;二是成德镇,最初是奚人李宝臣,此人原名张忠志,曾被安禄山收为义子,投降朝廷较早,朝廷任命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三是幽州镇,首脑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史朝义死后,朝廷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代宗时的公元768年,其部将朱希彩及朱滔、朱泚兄弟杀李怀仙,后朱氏兄弟又杀朱希彩,先后任节度使。比较起来,最北的幽州镇似乎对朝廷尚还忠诚,至少还未见什么谋反的迹象。

除此三镇之外,在齐鲁地区还有一个淄青镇,自先朝至今更是一个潜在的对抗朝廷的重要力量。节度使侯希逸原为军士拥立,后被表弟李正己所逐。李正己原名怀玉,是高丽人,正是他前几日派使者入朝觐见德宗,奏言说是出于对圣上的景仰,愿意献钱三十万缗。可见从藩镇士兵到节度大将,都开始为德政所感化了。想到这里,皇上更是由衷地高兴,不过,对李正己过分的殷勤,德宗却是有点怀疑。

绝不可接受这三十万——祐甫的态度斩钉截铁。

德宗大感意外,要他说明理由。

“李正己虎狼之心路人皆知,此举无非是投石问路,试试皇上的态度。”

在德宗看来,祐甫的话当然不无道理。皇上之所以犹豫,也是怕日后被其利用。不过——德宗显然是有些担心,他不可能不有所顾忌的是——“若予拒绝,岂不是会滋生事端?”

“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祐甫显示出其对形势的独到体察,“派遣使节去淄青慰劳,用李正己所献的三十万缗颁赐将士,一方面普泽圣恩,另一方面也让天下知道朝廷并不看重钱财。”

德宗听到这里,禁不住拍案称绝,下令照计办理。

这无疑是一次出色的策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不过,德宗和祐甫都无暇顾及了,祐甫正忙着进行大规模的荐延推举,每日都要任命数十人。而皇上更是在考虑一个重大的决策,这是由几天前发生的一件未遂政变引起的。

肇事者是兵部侍郎黎幹。黎幹与一位宦官刘忠翼很亲近,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死党,两人在行为上都有点狡险谀佞、恃宠贪纵的味道,引起了众人的愤恨。德宗即位不久,长安城中纷纷传言二人要起事,原因是他们皆参与了劝先帝代宗改立独孤贵妃为皇后,而立其子韩王李洄为太子的密谋,由此可见这二人对当时的太子、现在的新帝早就心怀不满。

在德宗入继大统的态势面前,黎幹也知道逃不过去,但要想有所作为,他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他所担任的兵部副长官——兵部侍郎虽然掌握兵部的实权,但兵部本身却并没有军权。不过,刘忠翼可是皇上身边的人,无疑在这种事情上有着极大的方便。一天晚上,有人看见黎幹悄悄地乘车溜进了忠翼的府第,夜深方回。

德宗接到报告后立即采取行动,一查罪名果然成立,于是两人皆被流贬。皇上这下子想到禁卫军的重要性了,安史之乱后,禁军甚至已成为唐室中央军队的主力,先后成立十军,即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号“北衙十军”。所谓“北衙军”就是皇帝的近军,而其中尤以神策军最强,在朝廷政治中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回忆起肃宗、代宗时期的大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先后典掌,均生骄横的故事,德宗真是不寒而栗。目前神策军也由宦官王驾鹤掌领,权倾中外,假如一旦图谋不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德宗在大明宫中苦苦思索了一天。中央必须直接掌握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日益骄横的地方藩镇和突发事变,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支强大的武装处在天子脚下,若任用不得其人,结果就可能更糟。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时分,德宗望着小太监默默地点燃蜡烛的身影,忽然心光一亮,他想到了数日前曾召见密语的司农卿白秀珪。

这天深夜,白秀珪秘密地进入宫中,与皇上长谈了一夜。最后,德宗赐白秀珪御名“志贞”,作为对他誓愿效忠、受命不让的恩赏。毫无疑问,他的身上寄托着天子的厚望。

事情似乎已经定下,但新帝还是疑虑重重,他清楚地知道这件事非同寻常,每个细节都必须小心谨慎。于是,德宗第二天又在延英殿单独召见了宰相崔祐甫,定下了最后的行动计划。

六月二十六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接到通知:宰相崔祐甫召见。祐甫当时是首席宰相,有权处理政府百官的日常事务,驾鹤不敢怠慢,立即赶到了设在大明宫月华门外中书省中的政事堂。

双方一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客套。驾鹤一心以为有什么急事,落座后,便等着祐甫发话,但祐甫却不紧不慢地谈起一些琐事,有时还请驾鹤发表看法。崔祐甫一向不苟言笑,驾鹤对他也一直颇为敬畏,此刻更是小心应付。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好久,可宰相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驾鹤不知祐甫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心中狐疑,但又不便开口询问。

就在这时,被御赐新名的白志贞已在数名中官的陪同下,急赴神策军军营走马上任,取代了驾鹤的职位。等到驾鹤回来时被告知,他此刻的职衔已经不是在任十数年的神策首领,而变成了皇家园林的总管——东都园苑使——一个名副其实的闲职了。就常理来说,在和平的局势下,这一带有诡秘色彩的做法多少有失天子的风范,皇帝的疑心病从开始就显得有些过分,不过,这一果断的举动大大地鼓舞了朝臣们的信心,更使得朝廷上下耳目一新,大家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新时代即将开始了。

这段时间中,朝臣们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前一年的十、十一月之间朝廷对安史余孽最后会战的情景来,当时封雍王的德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同各军攻打史朝义的最后据点东都洛阳,一举平定两河,成绩是何等显著!眼下新君即位,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虽然这些还不能算作是新一代天子的不凡之处,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当今皇上倒也并非是庸懦之辈。国中士庶大受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高兴得太早了。

其中自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