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迭起，武汉大学校史新编

1956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内政治运动仍旧频繁。

整风反右。1957年，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当时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在实际进程中又搅到一起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他们的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武汉大学共划“右派分子”430人，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7人，讲师15人，助教29人，干部22人，助理员4人，小学教师3人，医生1人，工人1人，学生327人。尤为突出的是，法律系正副教授21人，划为“右派”的正副教授竟占全系正副教授总数的86%;中文系不到200名学生，划为“右派”的竟有56人，其中四年级学生37人，只有2个“左派”，其余均为“右派”或为“中右”。武汉大学的“右派元帅”和“右派司令”均出自中文系，致使该系反右斗争需要到别的系组织“左派”力量，为当时全国大学所罕见。1960年前后，根据中央甄别平反的精神，学校分批摘掉了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都得到平反。

“大跃进”中拔“白旗”运动。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1958年，武汉大学的“拔白旗”运动闻名全国，成为当时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武汉大学的“拔白旗”运动在1958年7—8月形成高潮，深入到各个学科领域，数学领域成为突出典型。当时数学系400余名师生组成了40多个辩论团，展开了一场“百团大战”，即100多次大小辩论会，就数学领域中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百团大战”的结果是，一批有学识的专家被当做“白旗”进行批判。8月20日，《人民日报》在以“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为题报导武汉大学数学系“百团大战”的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支持武汉大学的拔“白旗”运动。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拔掉白旗插上红旗》一书，系统地介绍了武汉大学拔“白旗”的情况。

整风工作。1959年和1960年，学校的各项工作在“反右倾，鼓干劲，坚持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开展。“大跃进”的3年，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学校各项指标定得过高，办学规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偏差。为解决存在的问题，1960年底至1961年8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学校开展了整风工作。在这次整风中，浮夸的问题和1958年拔“白旗”的问题作为重点提出。学校党委在《关于武大整风工作情况报告》中指出，3年来，武汉大学“发展太快太猛，在发展新专业、兴办工厂、承揽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浮夸现象”。“忽视了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严重地影响教学质量”。关于拔“白旗”问题，一是对“白旗”的概念作了错误的理解;二是政治教学思想生活等问题一起批判;三是打击面过宽;四是批判方法简单粗暴;五是善后工作没有做好。从效果上看，造成党群之间、干部之间、师生之间、中青老年教师之间关系相当紧张。在省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校党委对上述问题作了检查，并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尤其是为1958年被当做“白旗”拔了的师生作了甄别平反。武汉大学的整风工作，为后来学校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www.xing528.com)

“四清”运动。1963年10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高等学校组织师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3—1965年，武汉大学组织3批师生先后参加了农村的“四清”运动(“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后一律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参加“四清”运动的师生，按照要求，在农村访贫问苦，搞“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编“三史”(社史、村史、家史)，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劳动锻炼和阶级斗争教育。

“珞珈山三家村”。“珞珈山三家村”是“文化大革命”悲剧在武汉大学的上演。所谓“三家村”当时是“反党”组织的代名词。1966年6月3日，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珞珈山有个“三家村”。“珞珈山三家村”由3人组成，即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6月13日，省市电台和报纸向社会公布武汉大学揭出“珞珈山三家村”的消息，省市几十万人来校声援，声讨“珞珈山三家村”。武汉大学卷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揭发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氛下，武汉大学被揪出大小“三家村”几十个，“白色恐怖”笼罩着珞珈山，人们感到惶恐不安，老教师和校系党政干部更是提心吊胆，不知所措。据不完全统计，不到两个月，全校被作为重点对象揭批斗争的有70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武汉大学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是重灾区，经历过“破四旧”(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停课闹革命”、组建“红卫兵”、“大串联”、“踢开党委闹革命”、“文攻武卫”、“夺权斗争”、“工军宣队”进驻、“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批林批孔”等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