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鲠生校长及其办学主张

周鲠生(1889—1971年)，原名周览，湖南长沙人，出生于一个贫寒教书先生的家庭。他4岁丧母，10岁丧父。1906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并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回国投身革命。1912年在汉口与皮宗石、杨端六等创办《民国日报》，抨击袁世凯独裁。1913年7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治、法律、经济，获政治学硕士学位;随后入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法制经济部主任。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到东南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被革命委员会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7月被南京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任命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1929年9月任武大教授，1930年任政治系主任，1936年8月至1939年9月任教务长，其后赴美国讲学，并先后担任太平洋学会年会的中国代表和联合国成立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1945年7月回国，8月8日回乐山接替王星拱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调任外交部顾问，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1年4月在北京病逝。

周鲠生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外交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我国的外交和立法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抗战时期，他上书蒋介石举荐胡适出任美国大使，改善中美关系。

周鲠生著述丰富，著作等身。他编著的60万字《国际法》教材，是中国现代最为系统、最有权威的国际法著作。其他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国际法大纲》、《国际公法之新发展》、《现代国际法》、《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国际政治概论》以及英文版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等。

周鲠生学贯中西，在中国多所著名大学执教30年，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办学经验，产生了许多卓越的办学思想。

(1)现代大学有三个重要的使命。他认为现代大学应该有三个重要的使命:“第一，造就人才。大学生毕业后大多到社会上服务，充当各方面的领袖，甚至于做官吏等。”“第二，提高学术。”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培养一些毕业以后不以做事为目的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这种人数量虽不必多，但很重要，因为研究各种专门问题，关系到社会国家的发达。在学校方面，他强调指出:“大学最高的使命，究竟是提高学术。”“大学是一个学术机关”，“我们应当有学术贡献表现出来”。“在校内造成研究的空气，在‘出品’工作上有学术价值的贡献。”“第三个使命……就是社会的使命。我们的大学，除了造就人才和研究学术之外，还要影响社会，要做社会改造的动力。”就是说一个健全的大学，它的博物馆、图书馆应该对社会开放，任何社会人士可以进入教室听讲，大学生与社会人士时常接近。“要把优美的文化、高深的知识向社会传播，把社会思想和文化提高。”大学要承担好社会的使命，还须倡导“知识社会化”，“知识是要成为社会的宝贝，不是作为个人的工具;知识是为大多数人增福利，不是为私人造势力”。“所以‘知识社会化’的一点，我们应该认作大学的精神，大学有这种精神，乃算得真正革命的建设事业，乃有它的社会的价值。”

(2)要有建设一等大学的眼光。早在1929年，周鲠生就说:“武汉为中国中部的重镇，武汉大学必须成为一个中国中部的学府……完成中国政治上、教育上、文化上的使命。”抗战刚胜利后，教育界掀起“高等教育是趋向于平均发展还是集中几个少数学校来充实”的讨论。周鲠生认为:“平均发展固然有它的好处，不过站在讲求学术的角度，是当然选择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来充实的。到处办学校的结果，反倒无力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在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联系武大的实际，他认为，“这个新大学的使命不只是一个好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机关，而且要建立华中学术文化的中心。……武汉大学依其环境设备规模及其所属地位，特别负有履行这个使命的义务”。为此，周鲠生要求学校在发展上注意质量并重。他说:“武大原来的建筑只能容纳1000人左右，在将来至少要办到能容纳5000人甚至1万人。”“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么能负担一等大学的责任呢?”

(3)要注重基础理论教学，青年人要敢于做梦。关于高等教育应当注重应用，还是应当理论与应用并重的问题，周鲠生说:“过去几年，政府似乎是倾向于前一种方针，比如留学生的派送，只是一味地偏重实用人才。就学科说，政府的政策亦在尽量提倡实科，压缩文科。在政府方面，因为需要技术，走这条路也许是不得已，但是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说，这实在是不妥当的。我们知道，有一位先生(指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邬保良——编者注)两年前曾想出国去研究原子能。当时教育部以为这不是抗战所急需的，竟没有允许。等到最近原子弹打到了日本，大家才恍然大悟原子理论的重要。……武大今后的政策，对于理论尚要多注意。”周鲠生强调，要“增加教学的效能”，就要“充实学术”;而要充实学术，就必须加入新的人才，用新的人才来充实学术文化。他主张“青年要做梦”，“有理想然后才能成为现实”。(www.xing528.com)

(4)大学要“造人”与“出品”相结合。关于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关系，周鲠生说:“现今各大学之研究所，依照教育部颁规程而设立”，“主要目的在指导研究生，而不在自作研究。这和独立的研究所如中研院各研究所之专为自作研究，而不招收研究生在性质上是有根本的差别的。……前者的任务是‘造人’而不是‘出品’;后者的任务是‘出品’而不是‘造人’”。周鲠生认为，把“造人”与“出品”截然分开是不妥当的，“大学的研究所如要名副其实，必须表现有研究的成绩，必须有有价值的‘出品’”。他多次呼吁:“在校内造成研究的空气，在‘出品’工作上有学术价值的贡献，是今后大家努力的目标。”在对学生的教育上，他也强调“要尊重秩序”、“要养成公德心”、“要多作课外活动，例如辩论运动、音乐会等等活动”。

(5)大学应成为学术中心。周鲠生多次强调指出:“大学是一个学术机关，不是可专以环境建筑或设备骄人的，我们当有学术贡献表现出来。”“本校既然有这种优良的环境，今后务求设备充实，人才集中，使学术研究可以推进，许多文化事业也可以提倡，武汉大学除了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才之外，应当更进一步制成学术研究的中心，形成文化思想运动的一个原动力。”大学怎样才能成为学术中心呢?周鲠生指出，教育部规定的按大学所属院系设立研究所，是不适合研究工作的。研究单位应该根据研究题目来组织，这样才有利于各种不同学科的人参加。周鲠生作为校长，对武大科研组织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一方面以院系为单位成立研究所，担负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研究所内设立以研究题目为中心的研究室，负责“出品”工作。行政上每一研究室可以隶属于某科研究所，而在工作上则不但学系之界要打破，而且学院与学院亦须沟通。这样做对于提倡学术上的学科交叉、融合及合作精神，诱掖青年好学之士，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大学里的研究机会，培养研究兴趣，提高学术水准大有好处。

(6)政府应当允许高等学校“自由发展”。他说:“过去多年政府的方针似乎是高等教育整齐划一，而大学教育整齐到了极端，确实妨碍了大学教育的发展。……现在教育法令如牛毛，而学校课程及组织处处受法令的限制，各大学不能就各自特有的设备、人才及环境发挥所长。如果要一个校长整天忙于看表册、阅公文、盖图章，哪还会有心力推进学术创作呢?”

(7)主张大学“行政学术化”。周鲠生说:“在一个大学里面，行政机构应该是较小的一部分，而学术工作才是主要的一部分。不过行政机构如果不灵活，无论教书和学术工作都要受到影响。”武大“因为抗战的影响，以至行政效率远不及八年以前。……战争既然结束了，一切当要纳诸常轨，研究的效能需要恢复，人事和机构的问题也必须重新加以考虑”。要“使学校一切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持学术的尊严。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一等的大学在学术上也会站不住脚，地位也会降低”。

周鲠生的办学思想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前武汉大学的办学思想，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武汉大学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学校也有了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