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入侵中国15年间，学校除遭受日军飞机轰炸、抢占财物、杀害工友的直接损失以外，因战争所蒙受的间接损失更为巨大和惨痛。其中，耗费迁校、复校经费共计国币39亿元;耗费修建防空疏散工程经费共计国币213.7万元;耗费修建乐山校舍及缴纳租金经费共计国币3927519元;耗费收容战区学生培养经费共计国币759408元。
抗战爆发以前，学校从未发现中青年教师病逝于教习的现象，在校学生也很少死于求学期间。日军入侵中国后，学校被迫西迁，由于战争阻隔，日军轰炸，交通中断，物价高涨，营养不足，缺医少药，居住卫生条件恶劣，使师生的精神和肉体遭受极大的损害。据不完全统计，1931—1946年，学校因贫病而死亡师生共计84人，其中，中青年教师8人，学生76人。1939年学生病逝14人，1941年学生病逝11人，1942年中青年教师病逝2人、学生病逝11人，1943年学生病逝16人，1944年学生病逝6人、中青年教师病逝3人。尤为惨痛的是8位病逝的教师中，年龄最小的仅35岁，最大者仅52岁。其中，年仅41岁的吴其昌教授，是梁启超的关门弟子，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国学者，“九一八”事变后，曾率全家到南京哭陵绝食，要求蒋介石发兵抗日。年仅48岁的郭霖教授，是机械系主任，曾为中国设计第一艘潜艇。年仅43岁的黄方刚教授，是著名爱国教育家黄炎培的长子、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病逝的76位学生，年龄都在22岁左右。其中，一年级26人，四年级5人，还有苦读4年尚未走出校门的学生多人。(www.xing528.com)
总之，乐山八年，是武大发展史上办学环境最为艰苦的时期，面对日机轰炸，物价猛涨，缺医少药，贫病交加，住破庙，睡通铺，吃“八宝饭”而弦歌不辍，科研成果被载入史册，办学成就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武大在乐山八年铸就了独特的“乐山精神”，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训导长赵师梅以及杨端六、吴其昌等众多名师、学子的乐山言行，是“乐山精神”的最好诠释。他们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办学精神，他们坚强不屈、爱国爱校的民族精神，他们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他们兼容并包、崇尚学术的科学报国精神，成为武大日后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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