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杨东莼教授应聘来到武大执教，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传播进步思想。1944年在武大五四运动座谈会上，他公开主张要继续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发扬其光荣传统，使在场的师生备受鼓舞。但是，他的进步言行引起敌特的恐慌，1944年12月22日，蒋介石致电教育部:“据报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思想史教授杨东莼，平日言论反动，诋毁本党及政府并对学生时加煽动。……希望整顿为要。”此后，杨东莼教授的言行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
法律系教授蒋思道常以嬉笑谩骂对国民党加以讽刺，课堂上，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国根本无宪法可言，因委员长之手令可以干涉任何事情。”
外语系缪朗山教授应聘来武大后，看到许多进步学生迫切要求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向往苏联革命，于是在1943年3月间，利用业余时间为进步学生办了一个“俄文班”，连何定杰教授也前去听讲。“俄文班”开办不久，便遭军警干涉，理由是“教俄文就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俄文教员是共产党分子”，缪朗山教授也受到严密监视。
法学院教授戴名巽，看到许多进步学生因参加革命工作耽误了学习时间，就主动为这些学生补课、补考，直到成绩满意为止，尽量使这些进步学生既搞好革命工作，又能按期毕业，免遭留级开除的处分。(www.xing528.com)
“七六”大逮捕时，校工老姚挺身而出，使得学生杨亚男免遭逮捕。此后，翁盛光、蒋传漪、沈立昌、朱祖仁、王淑静等地下党员奉命撤离武大时，教授丁燮和、戴名巽把他们接到家中隐藏，又资助路费去革命根据地。“七六”大逮捕后，机械系主任郭霖教授出面组织全校教授联名向国民党质问爱国何罪，抗日救亡何罪，要求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训导长赵师梅，在白色恐怖时期冒着丢官杀头的危险，保护和营救过不少的进步师生。校长王星拱一向认为学校是搞学术的天地，不容党派来干扰。早在抗战初期的珞珈山，武汉警备司令部把抓人的布告贴到校内，王星拱愤而指出，“学校是学术天地，我的学生出了问题由我负责，你们不得擅自进校抓人”，中共党员学生潘乃斌(现名潘琪)等被特务跟踪时，王星拱亲自找他们谈话，要他们赶快离开武汉，并资助离汉的路费，待这些进步学生安全离开武汉后，学校才贴出处分他们的布告，以掩敌人耳目。学校西迁乐山后，国民党武大区党部拖了两年多才草草成立，教育部强令实行导师制，武大也是推行不力。在白色恐怖时期，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多次以学校名义呈文为进步师生极力辩护。如军警干涉缪朗山教授的“俄文班”时，王星拱讥讽地反驳说:“学俄文是通共，那学日文的岂不都是汉奸吗?”弄得军警哑口无言，掩护缪朗山教授安全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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