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拱校长及其办学主张

王星拱，字抚五，安徽怀宁人，曾获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硕士学位。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过往甚密。在五四运动中，他从自然科学方面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其后著有《科学概论》一书，在科学界有一定影响。1928年到武汉大学后，历任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理工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他在武大工作17年，对学校的建设，特别是教学工作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主张。

关于大学教育的目的，面对当时“学校的教育得适应社会的需要”思潮，王星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直截了当主义，有这种思想的人主张，学校仅仅开设那些出了校门就有饭吃的科目就行了，这种观点虽然也谈到了教育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但这是一种简单的消极的适应。王星拱指出，社会是发展变化着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讲适应，因为病态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和健全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不同，适应病态社会的条件和适应健全社会的条件也不同。我们要适应世界上进步的大环境，不要适应国内落后的小环境，要适应人家已经走到20世纪的环境，不要适应我们还留在17、18世纪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仅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起着创造环境、改善环境的作用。他还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如果仍然不往近代化的途径上去努力，使我们的后人还是感受同样的困难，那就是我们所造作的不可饶恕的罪过。……在任何困难状况之下，我们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在任何困难状况之下，我们要获得专门学识，因为所有近代化的事业，都是需要专门的学识才能创设起来的。”王星拱还指出:“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的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所以办教育要有深邃的眼光。”

关于大学的任务，王星拱主张学校要养成“研究实学”的风纪。研究实学，就是在教学和科研中，摆正理论与应用的关系。“理论之最后的目的还是应用。然而倘若我们天天只把直接应用的目标摆在眼前，反而不能得到圆满的应用的结果。”他还举例说，解决吃饭问题，野蛮人是通过狩猎的办法，而文明人则要种田，要研究地质学、土壤学、化学、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以至于法学等。根据这个道理，大学就该以探研高深理论为己任，明确这一点，应用方面的技能训练才可能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他认为:“有人主张大学只研究理论的知识。具体的办法就是只设文理两科，至于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的造就，应当让专门学校去负这个责任。这样的制度在欧美各国也有实行的，并且成效甚佳。但是，在中国恐怕不能得同样的结果。如果在大学里不能养成专门的技能，在经费较少、规模较小的专门学校里边，更不能养成专门的技能。所以这个责任还是大学所应当负的。”因此，在理论与应用两者之间，大学应该把重点放在理论研究上，要避免把大学办成普通职业学校或专门学校。

关于大学的教学，王星拱特别强调大学要注重基础课的教学。他说，武大的课程有一定的标准，于切近的应用和基础的理论自然都应当顾到。学校课程的重点应该是基础课，这一指导思想对高年级和低年级都是适用的。这样安排课程对高年级来说，主要是帮助他们做好毕业后服务社会的准备。王星拱说:“中国本来是贫弱的国家，工业未能发展，与工业相关的各种社会事业也未能发展。……而且在社会不安定的状况之中，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因急于谋生活，往往要抛弃原来所学的东西。根据这些情形，学校必须添置各种特殊的科目，以为学生毕业以后研究特别问题打下基础。”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学校要为他们补习在高中未学或学而未精的科目，这种补高中教育之不足的措施，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增加了学生负担，但对今后研究高深学问是有好处的。王星拱在强调一、二年级基础课教学的时候，还特别提醒学生不要犯眼高手低的毛病，不要忽视本系以外的科目。他说:“本来科学的分类是强定的，不是一定不移的。即学校里划分的各院系，也是就实际上教学的便利而言。其实各种学科，都有彼此相联的关系。以后研究专门的支派，往往有需要其他学术帮助的地方。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不要以为本系以外的科目，尤其是与本系相关更为密切的科目，不过是凑钟点，是不重要的。”(www.xing528.com)

关于大学的任务，王星拱说:“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他还说，各国大学制度不同，有的侧重于知识的创造和延续，有的还要并重人格的培养，武汉大学采取第二个原则。学校要求师生要有发奋的精神，整齐的步伐，奋发的情绪，坚定的意志。为此要在学校中进行人格教育。大学师生倘若精神萎靡，事业做不成，学问也求不得。王星拱特别强调战争和困难时期的人格教育，他说:“我们素来负着介绍近代科学的人们，在平常时期，要注重物质的创造和补充，但是在非常时期，要注重精神的锻炼和警惕。这是我们师生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

王星拱校长的办学主张，涉及面非常广泛，许多观点是他从事高等教育多年的经验结晶。他的办学思想及主张，不仅使武汉大学渡过了抗战时期的重重难关而得以发展，还极大地影响了武汉大学几代学人的成长，许多武大校友至今对他怀念不已。新中国刚成立时王星拱在上海病逝，陈毅市长闻讯后书赠四字挽联:“一代完人”。